记得，那是四个小队的右派集中在一起，奋战在“人工湖”的日子。午休时刻，我看他坐在树阴下喝水，便也拿着一只喝水杯子走到他的身旁，询问这个传说的可信性。他看了看我，只回答了这么几句话：“这是谬传，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愚人，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进监狱的。你们小队的张永贤，与我是同学，你问他就一切都清楚了。”
张永贤与我同住在一个监号，我向他垂询其事时，他对我说起了孙本乔进局子的经过。他说：“孙本乔是个十分聪慧的人，在学校时就智商过人。1957年马失前蹄后，与我一起在清河制呢厂劳动改造。当时我们的活儿非常之轻，天天干的是把新疆羊毛分成一、二、三类，以供制呢时使用。按说这类活儿，男人是干不过女人的；但是让我吃惊的是，他的那双手很巧，每天他分拣的羊毛数量，总是超过了车间的女工，不仅我吃惊，连车间女工也觉得不可思议。为此。在那段日子里，他经常受到车间头头的表扬。”除此之外，在张永贤的心中，孙本乔还是书虫子。在清河制呢厂改造时，厂里每月发给被监督劳动的右派18元钱生活费，他竟然拿出16元钱，在书店里买了一套四卷本的法国文学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为此，他不得不常常勒紧肚皮，吃稀粥吃咸菜。孙本乔本来就长得单薄瘦弱，还要节衣缩食买书，身体越来越糟。后来，监督劳动的项目不再是分拣羊毛，而是让右派分子去远郊琉璃河水泥厂扛运沉重的水泥，他因扛不动那几十公斤重的水泥袋子，不得不向领导提出身体适应不了，要求改换工种时，一顶“罢工”的帽子，便落在了他的头上。先是让同类们对他进行批判，孙本乔不服据理力争，结果是争到大墙里来了。除他之外，凡是以人道情怀同情孙本乔的右派，也同孙本乔的命运一样，被公安人员押解着离开清河制呢厂，送到囚瓮里来了——张永贤就是其中的一个。
听了张的这番话，我理解“自投囚瓮”的含义了：孙本乔并非真正“罢工”，只是因其劳动强度，超出了他的体能负荷，便钢印一盖按罢工论处，关进局子里来了。此为孙本乔的轶事之一。其轶事之二，则不是来自张永贤的陈述，而是我亲自目睹：在周日劳改队歇工的日子，从我对面监号里，常常听到“当头炮”“车沉底”的吆喝声。起初我认为是劳改号们在用棋盘解烦，因为劳改犯的生活非常枯燥，除了铁锹和箩筐之外，没有用以精神解脱的东西，下上一盘棋，并在行棋之间喊上两嗓子，宣泄一下愁楚心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而并没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有一次我去找王同竹，走进他们的监舍一看，“楚河汉界”之战的口号声，虽然依然此起彼伏，但是却看不见棋子和棋盘。我询问王同竹说：
“这是演绎孙子兵法，还是排练《刘三姐》的对歌？”
他笑而不答，让我猜猜看。
我说：“我听起来像是吟唱《纤夫曲》，可是又没有水和船。”
“他们是在下棋。”
“没棋子和棋盘，怎么下棋？”
王同竹斜了我一眼：“这就是你这个秀才少见多怪了。棋盘和棋子，都装在双方心里。”
也就是在这个瞬间，我看见下盲棋的双方，一个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杨路；与其进行心战的对方，就是沉默寡言的孙本乔。王同竹之所以不能与我多言，他在用笔记录着双方棋子移动的位置——换句话说，他在充当这场高智商竞赛的裁判。
多少年后，张永贤事后回忆说，孙本乔不仅聪明绝顶，还是一个十分忠厚的人，他解除劳动教养较早，从“大劳改”升格到“二劳改”后，还惦记着留在瓮里的同类。他从每月十几元的劳动收入中，拿出钱来为他们买来整瓶的香油和熟肉，以增加难友的身体热能。
当时，与他交往最多的是王同竹，孙本乔每次来右派队看望同类，必有王同竹相伴。但是谁也想象不到的是，孙本乔与王同竹成为患难中的莫逆之后，在那困顿的年代，王同竹竟又把自己的妹妹王同，介绍给了孙本乔，成了孙本乔患难友人中的唯一异性知己；经过时间的磨合，后来成了夫妻。这桩婚姻，一度成了劳改队中流传的佳话。
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种有悖阶级斗争学说的联姻，会给他们自己埋下祸根——到了1970年处决孙本乔的前夕，不仅孙本乔的弟弟孙本岳随之入狱，就连他妻子王同也被反复隔离审查，家中被掘地三尺。因而，当今天笔者追踪历史往事，打通她家电话寻找本乔青年时代的照片时，她说已然没有任何一张照片了。
忆鲁山
初识陆鲁山是在大饥饿年代的茶淀劳改农场。那是1961年的寒冬时日，可谓饥饿年代之顶峰。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冷色与暖色集于一身的人。初冬的一天，我和同类在西荒地的芦花荡里，干着割芦苇的劳动，由于那儿的芦苇长得十分粗壮，有“铁杆芦苇”之称，因而不断要去磨镰刀，在磨刀石旁边，与正在另一块磨刀石上磨刀的陆鲁山，有过一次交谈。话题是由芦苇谈起的：
“你是搞文学的，过去笔下出现过这样的芦苇吗？”他说。
我告诉他在文章中出现过，因为我的故乡也有芦花荡，但没有这样方圆几十里、粗壮得像小树般的“铁杆芦苇”。我没想到的是，他一下子把芦苇人格化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活得还不如它们？”
从他这段精神自白，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阳刚气质的人，因而结识了他。我和他之所以一度成为患难中的知音，还有身世上的原因：我从小丧父，形影里只有母亲；他也是年幼没了父亲，由寡母喂养大的。这种命运上的绝对近似，让我和他更加亲密起来。
记得，在大饥饿年代，劳改号虽然劳动强度极大，但是早饭没有干粮进腹，只供给定量的稀粥。吃早饭时，炊事员用一个大木桶给囚号们发粥，炊事员一手拿着个木勺，一手拿着一根木棍；把木勺里的粥用木棍刮平，才往领粥人的碗里倾倒，以示惜粮如金并向领粥人表示发粥人的绝对公平。有一次我与来自农机学院的陆鲁山，排在队尾打粥，待我俩领完那碗晨粥之后，几个饥饿的刑事犯，便一拥而上手拿胶皮鞋底或把头伸进粥桶去抹吃残留在粥桶边上的粥粘，由于脑袋往粥桶里钻的人太多，致使那个木制粥桶先是被外力倾倒，后来那圆圆的粥桶，便被抢粥人弄得满地滚动起来，那些饥饿的流氓与小偷之类，便索性趴在地上像一条条蠕动的蟒蛇那般，拼命往粥桶里钻，浑身上下被粥粘糊得像浆糊一般。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得了浮肿病的右派，因为迟到了几分钟，没有赶上发粥，抱着一只空碗在地上发呆。陆鲁山走了过去，把他刚刚喝了两口的粥，递给了那个同类。那身患浮肿病的同类，推却了半天，陆鲁山还是让他接过了那碗粥。陆鲁山和我一度在劳改队中，当过右派队的篮球代表队队员，他长得人高马大，个子比我要高上一头，试想在那个冰冷的年代里，他是多么需要热量充实体能之需！我把他的送粥之举，看成是他的灵与肉的写真，因而无法忘却。
除此之外，在我记忆中，他是个性情中人。记得最为清楚的一件事，是因为丢失食品而引发的：当时，我的母亲来劳改队探视我，她是两只白薯脚（即小时候缠过足），要先坐汽车，后坐火车，最后步行几十里路才能到达劳改农场。这对她来说已然十分艰辛，由于当时是中国的饥饿年代，她每次来探视我，身上还要背着许多的食物，以防我得当时流行的浮肿病，可以说这些远途而来的每一块糕点上，都沾有母亲的心血。
可是有一次，我母亲为我背来的食物，在我出工后，被留守在家里的浮肿号偷吃了。我对此十分沮丧，但陆鲁山表现出来的却是愤怒。他说：“偷吃这些东西，就等于吞噬你老母亲的心血，你老母亲把这些东西背到这儿来，流多少汗不说，心恐怕也在流血，怎么能原谅这样没人性的恶贼呢！”
“行了，只当是进了你我的肚子算了。”我说，“这个贼一定是腹内空空，只当什么也没发生，下次我出工把食物带到农场里去，贼就没有空子可钻了。”
他急了，瞪圆双眼与我争吵了起来：“你这个人是不是个基督教徒？人家打你左脸，你把右脸又伸给人家？”
我自知这种让步是一种软弱行为，但我生怕陆鲁山闹出什么乱子来。因为长着“三只手”的人，都沾有流氓习气，一旦事儿闹大了，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充满血性的陆鲁山，还是去惩罚了那个偷吃的贼。事隔多年，他在劳改队里是如何扮演福尔摩斯，寻到这个偷我食物的贼，我已然无从记忆，可是其事件的收尾，我却一生难以忘却：那是一个周日，劳改队休息的日子，他到我的囚室里把我叫了出去，说是去见一个人。由于丢失食物之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我已淡忘了此事，因而不知他要我去见谁。走到后院老残队后，我们在院子里的一个偏僻角落站下。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他们都是快要去‘天堂’报到的人了。”我不无诧异。
“是啊，我原来以为是咱们队里的小偷，偷吃了你的糕点。后来才知道是老残队的人员，溜到咱们囚室，干的这个勾当。我本想狠狠揍他一顿，可是下不了手——他快死了。”说着，他推开一间破屋的屋门，土坑上躺着一个枯瘦老人。
“你说，是不是你偷的？”
老者有气无力“嗯”地应了一声。
我仔细看了看他的脸，认出他是地、富、反、坏、右中的反革命。由于是老残队的成员，他寒冬时经常围着棉被在房根下晒太阳，我有一次在得病休息时，曾在墙根下与他有过几句交谈，从而知道他曾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在我和他目光对视的瞬间，他似乎也认出我来了，眨了眨枯涩的眼皮，算是对偷吃我食物的道歉。
至此，我不想再多看一眼他的脸，拉着陆鲁山的衣袖，走出了他的屋子。
“谢谢你……你找贼居然找到老残队来了！”
陆鲁山说了一句：“只当我们是积了善德吧！”
因而，在我的印象里，陆鲁山虽然体态长得五大三粗，像个古罗马斯巴达克斯角斗场上的斗士，但他的心田中的冷色，却常常被暖色所淹没。这就是当年在劳改农场陆鲁山的一幅精神肖像。后来，随着劳改队的不断调动，我没能与他再次相遇。我只是从一些难友口中，得知他也去了遥远的新疆——想不到的是，这么一个个性鲜明的患难友人，也殉难于1970年的南京。据知，他不是与姚、王、孙同时殉难的，姚、王、孙于7月被处决之后，他本来可以躲过灭顶之灾的，但他的个性决定了他在劫难逃——他不断为这三个难友鸣冤叫屈，于1970年的冬天，他终于也踏上了不归之路。
将心比心，我无法想象他老母亲的心情——因为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我回到京城后，曾多方探询他老母亲的情况，结果毫无所得；又在昔日患难友人中间搜寻他的照片，但没找到他的遗照，因而只能以此简短文字，祭悼这位患难中的友人了……
2006年秋时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