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是中国共产党资深的高级干部，1980年代主政广东，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使广东尤其是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他也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真正的先锋之一"。不只在广东，甚至在全国，任老都是广受尊崇的改革者。

本文摘编自向明所著《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也许可以说明：正因为对"左倾"思想的严重危害有切肤之痛，任仲夷才能够矢志于改革开放；也正因为这种切肤之痛，使先进的共产党人凝聚了改革开放的共识，才有了中国今天的巨变。

"抢救运动"初受"左"害

1943年11月间，我和李尔重被调到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我被留在冀南行署办的整风学校任党总支部书记，李尔重被留在冀南军区办的整风学校。

我在学校工作不几天，就看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说延安在整风运动中发现了特务，经过揭发斗争，有些敌特"坦白交代"供出了很多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和"托派"。中央在电报上说，在"抢救运动"（这时，"整风运动"已被叫做"抢救失足者"的"肃反运动"）中搞出了这么多特务，并创造了许多经验（如"大会围，小会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中央表示很高兴。当时，我的思想主要是感到吃惊，但对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深信不疑的。

一个多月后，我和李尔重同时被调到北方局党校去参加"整风"学习。大概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风学习，主要是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方面，的确有些收获。但为时不久，就开始了"抢救失足者"。那时，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历史，交代自己的问题，要求是"对党一条心，不能半条心，更不能两条心"。审查者对每个人历史的各个关节都要进行审查和质问，被审查的人如果答复得不满意，就被怀疑甚至肯定为有问题，就对他们进行所谓"抢救"。而在白区工作过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是被怀疑和"抢救"的重点对象。

这时，我的内心就开始有了疑问。特别是当党校全体学员参加了北方局机关在"麻田"（在左权县，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编者注）召开的"坦白"大会，看见搞出了那么多的"特务"和"内奸"，我对"抢救失足者"运动就产生了更大的怀疑。之所以产生疑问，是因为在许多问题上，在通常的情理上，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不能不使人怀疑。在审查一个人的历史时（被审查者大多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对许多问题表现主观、片面、无知，特别是采用"逼供信"，甚至采用了不人道的极为残酷的办法，我认为都是错误的。

在我被"抢救"时，"积极分子"们对我搞"车轮战"（轮班对我进行昼夜盘问、逼供），曾在一个月中，只让我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的觉（每次只叫打几分钟的盹）。

在我被"车轮战"式"抢救"折磨时，党校负责人杨献珍同志曾"劝说"我彻底"坦白"。我向他建议说:"希望党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说:"党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说:"我相信党。"他说:"党认为你有问题！"我说:"我相信毛主席。"他说:"毛主席认为你有问题！"他还问我:"你知道你呆的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北方局党校。"他说:"什么党校，是'格别乌'（苏联的特务机关，后来音译为'克格勃'）！"我听了这话，感到十分震惊，脑子像炸了一样。

说实在的，我到现在对杨献珍同志仍十分敬重。他是我们党内知名的哲学家。……在当时的那种气氛下（可以说是"红色"恐怖），我没有发现一个挺胸反抗者，杨献珍同志也不可能例外。后来，杨献珍同志在哲学上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因为不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一分为二"的论点，而受到严厉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饱经折磨。自我党建党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路线斗争、政治运动如此之多，很多人既整过人，也挨过整，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如此。

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毛主席在延安会向所有被"抢救"的无辜者鞠躬道歉。这表现了一个伟大领导者的宽阔胸襟和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精神。可惜的是这个历史教训并未得到认真的吸取，使之真正成为宝贵的经验。

这次"整风""抢救"，我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呆了一年半时间，过了一年半被逼供、被"软禁"的生活。

也许是由于"抢救运动"在我心上的烙印太深吧，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对于运动中的某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我在思想感情上往往有些反感，而没有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感觉。

关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

首先是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我认为土改运动是必须的，但有些过火的"左"的做法是不应该的。譬如把富农和地主同样看待，并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划在一起，统称"地富反坏"（反"右派"后又加上"右派分子"，叫做"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黑五类）。有的地方在土改中把每个村的人都带上红（贫雇农）、黄（中农）、白（地主、富农）三色布条，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各村农会都可以私设"刑堂"，对地富分子实行严刑拷打，生杀予夺。我觉得这都是不必要的"左"的做法。

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共和国诞生之初，在各种敌对分子的反革命活动相当猖狂的时候，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的打击，也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毛主席提出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中，在不少地方仍有"逼供信"的现象，因而错捕错杀了不少人。

1951年到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以树立廉洁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在很多地方又重复了"抢救运动"中"大会围，小会攻"、"车轮战"等"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当时我在旅大市委当秘书长，我曾多次向市委领导和干部们提出，运动中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定要强调重证据，特别要重物证。不能轻信口供，绝对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搞"车轮战"、体罚和各种威胁、恐吓的办法。我的这些意见，当时旅大的市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是完全同意的。主管干部和纪律检察工作的组织部长胡忠海和我的意见也是一致的。

但是，我的这些意见却遭到东北局工作组的反对。他们把旅大的问题看得很严重，说旅大这个地方，"山高林密，虎多而肥"（当时把贪污1万元以上的称为"大老虎"，贪污5000元以上的称为"中老虎"，贪污1000元以上的称为"小老虎"）。他们认为我在运动中思想"右倾"，把我从旅大市调到黑龙江省（当时叫松江省）。在调离前的鉴定会上，东北局工作组的一位同志给我下的结论是:"任仲夷的思想在运动中表现右倾，从思想体系上说，是右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