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略】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

引入、仿效，影响深远

办刊物、编写书籍，是那时留日学生的一大特点，如《浙江潮》《洞庭波》《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河南》《四川》《江苏》《民报》等，而编写的书籍有些更成为历史的亮点：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这些书刊无不起到了启蒙、救亡、爱国、革命的宣传作用。

说那时的留日，不能不提译书，张之洞曾说：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由留日学生翻译过来的书籍，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学、教育、法律、外交等各领域所起到的培育、推动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其影响十分深远，尤其是大量词汇的引入，使日语后来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外来词的主要来源，甚至许多欧美语言的词汇都是通过日语转译的。

【图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及遗著《革命军》

仅1902年到1904年，两年时间，中国翻译的外国书籍就有五百多种，译自日文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有的是日本人写的，还有是日本人翻译、中国人再转译或转叙。最典型的就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自日本。湖南志士赵必振翻译了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在中国出版，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而以后河上肇的著述对中共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影响，读过中共党史的人应该更熟悉。

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与留日学生翻译、鼓吹、介绍、培育密不可分；话剧的传入也来自留日学生，春柳社这个名字，只要看过中国近代戏剧史的人都明白意味着什么；近代以来的新学制几乎照搬日本，和留日学生的传播有直接关系。

来自闭塞环境的留学生，面对已经维新的日本，真是样样都感觉新奇，什么都想学习、引入、仿效，他们还特别喜欢对比，然后感慨万千。有人说：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有人竟比喻道：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

【图略】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

自甲午战败以后的留日浪潮，时起时伏，一直延续到全面抗战，其中，多次赴日的人并不少见。陈独秀曾先后五次赴日，所以党内后来有人污蔑他是日本间谍。

除了留学外，还有的是为避难躲到了日本，如康有为、梁启超，并吸引了一批追随者赴日；有的是为了革命以日本为基地，如孙中山；有的是为了在日本生活，还结婚生子；有的则是为了创作、研究。其中几项，郭沫若是兼而有之。可见，当时中国人赴日确实很容易。

即便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依然有很多人赴日，曹禺的名作《雷雨》，1935年4月在东京由留学生首演；1936年春成立的中华留日戏剧协会，就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中华戏剧座谈会和中华国际戏剧协进会联合组成。郭沫若直至七七事变才回国参加抗战。

【图略】留学日本的“情僧”苏曼殊，有一半日本血统

中国人留日学习，究竟产生出哪种人呢？

一是革命者众多，政治名流更是举不胜举。同盟会就是在日本成立的，从1905年到1907年，同盟会员大多数是留日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里也有八位是留日生，喻培伦、林觉民、方声洞等人慷慨赴死的英雄精神，至今传颂。

在辛亥革命以及以后的中国历史中，留日学生长期是政治舞台的中坚力量。出席1911年12月南京召开的17省都督代表会议的人中，留日生占了多半；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留日生有一半；鼓吹复辟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留日生有五个。北洋政府历届内阁里，留日生基本保持在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而国民党也是如此，甚至更多。国民党一大，主席团五人都是留日的，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24人，留日背景的有17人。国民政府中留日的比例与此大致相同。中共也不例外。“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两位都曾留日，一大代表就有四位留日，即便是中共八大，政治局里仍然还有四位。当然，在日军侵华时期的伪政权里，留日学生的比例也很高，虽说这些人最后沦为汉奸，但在早年，有的却是血气方刚，一腔的革命热忱。比如1903年留日的汪精卫，曾经还吟咏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呢！

二是文化巨匠、大师大家辈出，数不胜数。

三是为清末到民国的中国军队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将领。辛亥革命时，各省新军里的留日生纷纷相应，以后，各省的军队基本由留日生掌握，到全面抗战时，留日生在军队里几乎撑起了一片天。

纵观十九世纪末到全面抗战的四十年赴日大潮，学习、效仿、游历、交友、结义、生活、工作、救国、革命、反帝，甚至是反日，常常是并行不悖，交错推动。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理所当然，即使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前后，经历过抗战的人们都还在世时，也不会有多少人不解，所以得以形成新的留日浪潮和学习大潮。但在今人心目中，在战后出生的几代人成为社会主流之时，恐怕却难以理解，不能想象。要知道，十九世纪末是在战败之后，在签订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之后，而1945年以来，中国是战胜国，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是在一雪前耻之后。

这其中的变化和缘由，值得深思，更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