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派遣，潘汉年前往上海，出任实际上的延安政府驻汪精卫伪南京政府代表。(图片来源：网络图片)第一节：历史人物潘汉年希望今天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讨论，如果所述历史事件与事实有出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至于这些事件本身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的问题，我本人不加评论...

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有个大汉奸，叫汪精卫。中日战争期间，全国人民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唯独他投靠日本，出卖国家。蒋介石也是假抗战，真反共。那时的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宣传的。回到家中讲给父亲听，他哈哈大笑，说："课本上写错了，老师也讲错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虽然庭审当天曾汉周宣布闭庭，另行宣判，但判决书其实早就写好了，刑期也是中央早就定下来的——正如谢老之前所言，庭审和判决只是履行法律而已。虽然早在秦城监狱阅卷时我们就对“犯罪事实”有所质疑，但是又知道对潘案中央高层早有定论，无法改变这一结果，所以最终我们只能违心地罗列了潘汉年的三条罪状，写了判决书。 判决书定稿后上报中央审批，是周周恩来亲自审核批准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也都画了圈。

13年前的微博：中国奇迹是怎样创造的。

前几年，我在新加坡小区的图书馆里，看到一本中文繁体版书，书名叫《亚洲解放战争》，作者比尔·阿尔博特。我还做了一些笔记。书中介绍日本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其主要宣传目标是通过构建一个反对西方殖民的亚洲共同体，实现"亚洲自主独立"...

新政权建立后，在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中，邵式军涉嫌贪污公款被捕，囚禁在济南的大明湖畔隔离审查。这期间，曾因反复审查一度精神失常。后因查无实据，关押半年后获得释放，调山东省财政厅税务局任科长。1958年肃反，邵式军受潘汉年案件牵连，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处7年徒刑，送山东省广饶县国营“五一”农场劳改。1964年春，邵式军因承受不住高劳动强度，在农场病倒，病逝于广饶，终年55岁。

2017年12月27日，《华夏文摘》发表了我的文章潘汉年小议，链接是http://hx.cnd.org/?p=148588。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抗战期间，受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派，潘汉年代表延安政府前往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签署日汪共三方密约，相互停战，事实上结成三方秘密军事同盟。文...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其主要内容是：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支由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汪精卫看完后，这才明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于是汪精卫由拥共180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定的反共人士。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罗青长回忆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中共煽动舆论，批评“保家卫国”的乌克兰，许多中国网友不买账。日前一名中共少将批评乌克兰坚持抗战，被网民嘲讽为汪精卫。许多党媒连忙删除了相关报导。

汪精卫曾经是国民党左派领袖，跟共产党走得很近。1924年到1927年，国民党内不断有人批他亲共，要他反共。1927年4月，汪精卫从法国回到上海。蒋介石苦口婆心劝他反共，他不听；国民党元老吴稚辉扑通一声跪下，求他反共，他也不听。但是，到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却突然与中共决裂...

袁殊的独特经历至少说明三点：第一，中共为了达到颠覆中华民国的目的，确实是不择手段。第二，在中华民国军民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地与日军殊死战斗时，中共却通过潘汉年、袁殊等高级特工，与侵华日军勾结，将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关——岩井公馆，变成中共与日本联手的重要渠道。第三，中共当政后不久，便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将当年按照中共最高层指令，与日本勾结的中共高级特工，关进深牢大狱，让他们当替罪羊。

从1924年开始，国民党内就不断有人对汪精卫容共进行警告、劝诫、反对。特别是1927年他从国外回到上海后，蒋介石曾苦口婆心劝他清除共产党，他不听。 结果是，原来拥护他的国民党人，一批接一批，都跑到蒋介石一边去了。他渐成孤家寡人，但他还没有醒。直到罗易给他看了苏共的“五月指示”后，他才如梦方醒。 完全可以说，是共产党一步一步把汪精卫逼上与之决裂之路的。

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日军和中共均获极大好处：日军不再受中共军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进攻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和东南亚的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在日占区后方扩张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政府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