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舟年纪比我大三十多岁，但我们并无现代人说的什么“代沟”，反而是在许多事物上都有共识。更加张翁待人真诚，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所以很快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也就在此时，另一位刚从狱中刑满出来的前中华民国国军团长也加入了我们的“朋友圈”。

国军上校刘旭初

刘旭初先生，祖籍四川富顺县人。其叔祖刘光第，是名垂青史的“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刘旭初早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服务于国军，参加抗日战争，由基层连级作起，最高升至上校团长。1949年大陆失陷，刘在四川被中共按“起义人员”收编。但不久中共开展“镇反运动”刘旭初便被抓捕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所以我与他均在1972年同时满刑出狱。而刘虽系军人，却文学素养颇深，尤善诗词，几乎可以下笔成章。从此张、刘和我，三人便结成为诗友。但当时尚在文革时期，因文字、言语获罪者遍于国中。所以我们只敢私下悄悄聚会。而且写诗填词也很少涉及政治。

1974年冬，当时我与一农村姑娘结婚后已育有一女。妻子家离监狱有数里之遥。那年冬天我与岳父母家东借西凑，亲戚相帮下，总算在农村盖了几间土墙茅草房。“乔迁新居”后，又值岁暮，张、刘二兄亦来作客相贺。文革中的农民缺食少衣，家徒四壁。但诗友相聚不可无酒。只好在农村集市的“自由市场”去买一点劣质的玉米酝制的高价酒，再煎点花生、蚕豆，炒点小菜来待客。我和岳父母同住一处，一大家人加上宾客，物质虽匮乏，热情还是很饱满。欢声笑语充盈满室。一舟见状即席便呤成四句：

“土壁竹篱茅舍新，天寒岁暮雪纷纷。

一家老小桌旁聚，三代祖孙笑语迎”…..

旭初举杯便和道：

“爆竹声声送旧岁，杯盘草草话来春。

田家自有田家乐，岂必京华觅要津？”

其实那年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贫穷到骨只差没饿死，何来什么“田家乐”？旭初此句，不过暗自鄙视嘲讽官场而已。于是我也乘着酒兴回道：“半生蹭蹬坎坷行，尘俗累遭白眼轻。我素我行终不悔，衔觞不负爱诗名”。吟毕一齐拍掌大笑。

我岳父一家都是善良的农民，他们无文化，却敬重有知识的人。当然就更不会去举报什么反动言论。所以在当时那样黑暗的中国，诗友在我家中相聚，是一种难得的快乐。以后几乎每月都有这样的聚会，留下篇篇诗稿，其乐融融，难以赘述……

那些日子不再有

然而那些日子已不再有，现在老友们都去了天堂，留下的只有美好的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上台掌权召开了所谓的十届三中全会，当局煽动的阶级斗争逐渐趋于缓和。与此同时在劳改队的所谓就业员也已一个个年华老去。因而这些人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语）的能力也就大不如前了。于是劳改队当局觉得这些人身上已没多少“利润”可捞，反而要成“包袱”。于是便大力动员他们回老家。不但无任何退休福利，甚至“遣散费”也没有。以前这些就业员在阶级斗争年代是强迫“留场”，不准回家，让人家耗尽青壮年华，流尽血汗，现在人家快丧失劳动力时，又要赶人家走，实在是太无道理。然而张一舟医生此时己七十多岁，国人常有的“落叶归根”之念不免油然而生。于是便十分坦然地同意了离职回家，去他合江县城儿子处。

我与旭初略备水酒为之送行。互有唱和之句。由于时间久远，多已遗忘。只还记得旭初赠一舟诗中有句云：“一翁此去归梓里，属意东篱烟雨天，种菊不如种药好，酒钱自有酬医钱”。前两句用陶渊明之典来赞友人。后二句虽带有玩笑之意，实际上暗含着对一舟回家后生计的担忧。谁知后来的事情却偏偏被旭初不幸言中了。一舟回家后，开始还可以，时间一长，其儿子便觉是“包袱”，爱理不理的。再加随着时间推移老人健康情况恶化，贫病交迫，如雪上加霜。一舟终于在1983年5月在贫病中含恨离世。他在劳改企业中辛勤执业于医，工作几十年，勤勤恳恳，救了无数中共狱吏及其家属之命，做了一辈子的好事，被榨干血汗后，最终被当成“包袱”扫地出门。这就是那个“体制”的冷酷与残忍！

刘旭初闻讯后当即命笔题诗云：

鱼尾山头忆旧游，合江岸上传翁休。

高天有意殒三友，流水无情送一舟。

诗稿篇篇公尚在。弦音渺渺我长愁。

人生易老医虽老。金匮遗方万古流。

诗中所言的“鱼尾山”就是当时监狱“就业队”所在地。我读后，亦步其原韵奉和一首：

张翁何事作仙游，恶讯令吾泪不休。

罹难同窗近十载，散分两地念一舟。

青山含笑容君卧，绿水欲言遣我愁。

妙手仁心多职善，清名长伴合江流。

在那个年代，交通既不便，经济又困难。更加每天要上班。根本无法前往吊唁，就只能以此来寄托哀思了！

在此之前的1990年，刘旭初因是所谓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官员，当局对其“落实政策”，被“安置”在成都市金堂清白江劳改农场作退休工人处理。其待遇相当于一个三级低级技工的工资。仅够温饱而已。与我也长期保持通讯联系。1989年“六四”大屠杀惨案发生后，旭初在给我的信中痛斥当局的罪行。并谓“当局二、三子如此倒行逆施，必无好下场”。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又过了大半年，突然两个多月不回信，我当时还在上班，只好托人打听，才知旭初两个月前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75岁。哀痛之余，我写下了如后的几句诗：

乱世相逢念载情，谈诗议事两知心。

共遭劫难嗟身否，同出铁窗庆幸生。

别后雁传书在手，突闻噩耗泪沾襟。

高山流水弦音断，谱就新词寄何人？

人生难得一知已，文字之交更难逢。我和我的这些诗友虽然都是社会里的芸芸众生，升斗小民。在那个黑暗的毛年代更是政治独裁高压的受害者。但他们却都是一些有良知、有学识、有见解、有操守的人，我在遭遇政治迫害的逆境中，能与他们相识、相知既是一种缘份，也是一件幸事。今天友人们都先我而离去，作为后离开者，我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些凡人小事介绍给读者。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段罪恶的历史与那个社会黑暗的真实面目！这也是一个知识人应尽的社会责任！

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