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3日，北京市开始抄家，第二天，清华园内已经变得非常恐怖，红卫兵把清华大学著名的标志性历史建筑“二校门”推倒了，还把“黑帮”（校领导）和右派赶到现场，他们在人群的围观下，一边被皮带抽着，一边汗流浃背地搬砖头。
我当时就读的清华附中，与清华大学仅一墙之隔，瞬间风云突变，红卫兵们开始清查和殴打本校“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老师，且波及到学生家长和校工。
这天晚上，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就发现状况不对，那时候暑假刚刚结束回到学校，我新置的一顶蚊帐被撕碎了，床上也弄得乱七八糟，还有一张大字报，倒不是贴的，就是放在我的铺位上，写着：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这种气氛下，我决定回家。此时天降大雨，趁着夜色苍茫，我从校园的一处栅栏缺口钻出来，蹚过小河上了公路。正好来了一辆公交末班车，我很顺利地登车，回到城里，然后换乘无轨电车回家。我刚刚下车，就有一群红卫兵拥上电车，挨个查问坐车的人，你什么出身？你什么出身？
那时出身变成最敏感的问题，甚至是生死攸关。为什么呢？此前暑假期间，北京城里就开始流行一幅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对联”在北京各学校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暑期中有个“返校日”，我刚回学校就被要求去参加一个集会，地点在清华大学的大操场上，有人带领全体唱一首歌，歌词其实就是演绎那副“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最后齐声喊三遍“滚他妈的蛋”。当时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在这个会场上非常不自在，既不能不唱，也唱不出声来。从那时起，我对于所谓“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一定的预感，感觉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但危险到什么程度，一时还想象不出来。学生之间彼此明确所谓的阶级出身，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此前，自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阶级”概念在学校教育中已经变得非常之重要。但那个时候还讲“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留有一点余地。但是到“对联”出现以后，就变成另一种绝对化评判，你的父母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就连“道路可以选择”也不存在，是彻底的“血统论”了。学生中直接分为“红五类”（家庭出身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和“黑五类”（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前者是“好汉”，后者是“狗崽子”。除了这两部分人，还有一些出身非红非黑的人，他们也要求革命，还成立了一个叫“红外围”的组织。把人群贴上左、中、右标签，这其实是中共传统的政治分类法。
8月25日上午，我又回清华附中一探究竟。看见有女同学被剃了“阴阳头”，被强迫劳动（拔草），红卫兵正在用皮带抽打一位据说是“破落地主”的老校工。我走近教学楼时，同班的同学已经在楼上看见我了，有人在喊我上楼。我想了一下：不能上楼，我必须逃走。这会儿是大白天，和昨晚上不一样，我如何逃走呢？我走进教学楼正门，穿楼道从旁门走出，这次不能再钻栅栏了，只能走西校门。校门口有一位高年级同学把守，我把心一横，装作若无其事，大摇大摆地直奔而去。这位同学瞥见我走来，把头一偏，任凭我走了出去。就这样，我闯关成功，二次逃出生天。当时我是初二学生，他是高一或高二的学生。我内心很感激这位同学，用我们今天常说的话，叫“枪口抬高一寸”，把我给放生了。
从1966年8月23日开始，“破四旧”的狂热已经开始沸腾了。我们清华附中的学生、红卫兵也已经开始到老师家里去“破四旧”，“破四旧”，其实也就是抄家。
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家里人“有问题”的老师，或者是被打成“右派”的老师。比如我们班主任，她丈夫是清华大学的“右派”教授，家里就被我们班的红卫兵去破了四旧。他们回来后还很得意地说，把她家一个非常大的古董花瓶给砸了，“王老师很心疼”。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情况不对，于是，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现在到处都在抄家，家里怎么样了？他说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了，但是他还能应付，叮嘱我不要回家，我打完这个电话就回到学校。
第二天是8月24日，清华园里的抄家进入了高潮。清华大学标志性的建筑“二校门”被推倒了（实际上是座西式牌坊，匾额上刻有前清大学士那桐题写的“清华园”三个字）。还把所谓的“牛鬼蛇神”，即当时的校领导刘冰、何东昌等人，还有“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都赶到那儿去搬砖头，并不断用皮带乱抽他们。
这个时候清华园里就显得非常的恐怖了，我还看到搬砖头的人群中，被他们赶着过来的一个人，她被称为“善格尔公主”，是一位蒙古王爷的后人。清华大学校园里有不少房子原来是私人的，善格尔公主是其中比较大的房产主。红卫兵们用皮带抽她，命令她搬砖。我还看到一个女红卫兵，用皮带一路追着抽一位大学生，说他是反动学生，据说这位大学生的父亲是上海基督教会的牧师。
当时路边的旁观人也有人喊“不要打人”，女红卫兵说：“毛主席叫我打的”。一开始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怎么会是毛主席要她打的呢？过后才醒过味来：8月18号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有一位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叫宋彬彬，上前给毛佩带红卫兵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回答：是。毛似不经意的说了一句话：要武嘛。这个女红卫兵显然认为：既然伟大领袖指示“要武嘛”，她用皮带打人，就是在执行领袖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