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平知道我关在西北楼以后，有时候故意跑到325室的对面串门，对面住着一位她认识的女同学刘××，进来出去大声说话，让我听见，但专案组不让我们见面，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那种思念更加强烈。12月18日，我让道经传了一封信给她，信中说：“我身边连你的照片都没能带上一张，‘4·26’那天晚上我上衣没穿，就被抓走了，你的照片在我上衣口袋的夹子里，前些天我向他们要那个夹子，他们没给我，他们是不会给我的。如果你同意，就让他（道经）带一张你的照片给我吧。”
第二天，道经给我带来了一张照片，照片夹在一张字条中。这张照片是我们俩在“4·26”前一周的1971年4月18日照的，地点颐和园后湖，上海牌120相机自拍。那是一个星期天，这里幽静安宁，背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我们俩坐在一颗横在水边的树干上，年轻的脸上笑容粲然有如周围的春光，完全感觉不到灾难的逼近。这张照片成了我们终身的纪念，它见证了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见证了我们不平凡的感情历程！此后，只要有机会去颐和园，我们一定要去当年拍照的地方，照一张和当年的角度相同的合影。
从保留下来的这个阶段的书信看，回师大后12月底以前一直还是逼我交代问题。我在给致平的信中通报了他们安在我头上的罪名，对怀疑康生问题非要我承认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收集黑材料。11月24日我的信中说：“今天下午找我，说我还有重要问题没有交代。我说，哪些问题没交代能否给我举个例子？他们说：‘李××调查组的问题，就没交代清。’还说：‘师大三大调查组，马建民、刘镛如、李××调查组都是调查康老的！那两个是兵团搞的，李××这个是兵团、大海一起搞的。’看样子是不顾一切要把李××调查组打成黑调查组了。”“我自己有错误我自己承担，想叫我陷害大家是不行的。我没有在组内（指李××调查组）议论过谁，我们在组内也没有讨论过或议论过那份材料中涉及的那件事。”“这件事可能会找你的麻烦，但也不要怕，不管如何也不至于把你怎么样，不管怎样我绝不连累你，只要你平平安安我就放心了！”
她在给我的来信中，一如既往地说她在外面很好，叫我放宽心，要坚持实事求是，同时通报了外面的情况。1月19日我给她的信中说：“我现在就等着他们最后拿出事实来，靠假口供总是不行的，总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但是也有可能到毕业的时候仍然不放我，因为我没有顺着他们的意图乱编，因此借口我的问题没搞清不让我毕业，那样的话我就害了你了！想起这些心里万分难过，五年来我没有给你多少温存，倒给你造成许多痛苦和烦恼，到最后还让你为我吃了这么多的苦，我对不起你！我对你欠下的这笔债永远也偿还不了！我知道你无论如何也和我割不断感情，所以我希望你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回师大后，从来没有放风一说，只有一次开全校大会由两名同学跟着，搬张椅子远远地坐在会场后面。长期不见冷空气，又不活动，那一次外出引起了严重的冷空气过敏，手、脸、脖子只要是裸露在外面的地方都起一片片的疙瘩，奇痒不止，这个毛病很多年以后才慢慢痊愈。那一年过年我在囚室中度过，看守我的同学有些也回家了。
过年前，我收到致平节前的最后一封信：“对你学习班的人，由于看管你要影响一些自己的利益（如回家），心里对你有气，你对他们态度要好，平时少找他们的麻烦，现在这样做有好处。过年到了，你特别要把心放宽，目前一切都是暂时的。王××过年回大连结婚，刘××、隗××也要结婚了，祁已结婚，大圣、老高都回家了，大家都很好，我也还好，你放心。”
这些用各种大小不同、颜色不同的纸张写的信，记录了我在囚笼里的真实情况和思想，也记录了她超常的冷静、坚定和柔情。
⒋渴望自由
现在回想当年的境遇，在西北楼关着的那几个月里，如果没有她不断通过道经送给我的这些密信，我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那几个月，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她不断地叮嘱我“要放宽心”，“要想得远一些”，“要实事求是”，她的嘱咐和柔情，使我顶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坚守住道德良心的底线。在一封信中，她说：“马本堃就是个例子。”马教授不管怎么压、怎么打，就是不承认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
有一天，我在桌子底下捡到一张废纸，好像是专案组哪位同学写信时扯下的废纸，上面有几行字，其中有这样几句：“目前工作进展不是很顺利，估计要解决问题还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领导也不急于结案。”看到这个，我心里十分烦躁。1972年1月14日我给致平的一封信中说：“从12月份到现在又接连好几个星期没有找我，也不布置学习内容，成天不理不睬地呆着，每天我自己在宿舍看书。我不抱什么幻想，可能就是要这样一直关下去，短时间内是不会放我出去的。道经下月要回家，你要有什么事在他回家之前告诉我，他回家期间我就不能和你联系了。我回来后就收到你送来的棉衣，别的什么也没收到。望你也多加小心。我一定会实事求是，现在我根本就没什么可谈的了！”2月4日我给她的信中说：“我心里有些难受，这一阵主要是过年到了的缘故。到三四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还会难受一阵的，到六月份要不放我还会难受。我真渴望自由！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求他们或胡说一气，都是没有用的，我不会去干那些没有用的事。”
就这样咬牙坚持，整个一、二月份就这样相持着。那一年的过年是2月15日，过年过后不到一个月，1972年3月8日，终于宣布对我结束隔离审查，我部分恢复了自由，回班级“接受群众监督”。
五、“记一笔，让他老实一辈子！”
⒈劫后重逢
1972年3月8日，我结束了319天被囚禁的生活。出了囚室我才知道致平早就病了，诊断为肝炎，在校医院住院。我到服务楼商店买了一斤白糖赶紧去了医院。
她住在医院二楼的一间病房里，脸色苍白，躺在那里。近一年没见面了，见面了我却不知说什么好。她见我的第一句话却说：“你受苦了！”我们相拥而泣，诉说分别后对彼此的牵挂和思念。我感谢她近一年来按月给我母亲寄钱、写信，免去了她老人家对我的担心。同病房的病友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们从下午说到入夜，忘了吃饭，忘了天黑。
从她的诉说中，我才了解到11个月来她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我们刚抓进去时，她和一些同学到处奔走投诉，企图营救被捕的同学，无人理睬。回到学校，宣传队还要他们交代投诉、营救的问题，说：“你们不是会告吗？你们送给周总理的材料现在都在我们这里！”宣传队要她揭发我的问题，那个李××专案组的一些活动她当时也参与了一些，宣传队老怀疑我有什么材料藏在她那儿了，逼她交出材料。我确实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藏在她那儿，当初她知道我有怀疑康生的想法都害怕，不许我在她面前议论这些事情，所以她确实没什么可揭发的，也没什么东西可交出来的。
元旦之前，她给我写了信，买了几张贺年卡。那时的贺年卡就像后来的信用卡、银行卡那样大小的一张塑料卡片，一面印着样板戏的剧照，一面印着年历。她求宣传队把信和这几张贺年卡转交给我，宣传队一看，那几张贺年卡的剧照印的是《智取威虎山》，顿时火冒三丈，把她狠狠地训斥了一通：“你什么意思？你是想骂我们是座山雕，他是深入虎穴的杨子荣吗！”把信和贺年卡全部扣下了。
她是一个心里有事不露在脸上的人，禁不住这样时时施压，天天敲打，元旦过后不久，她就病倒了，吃不下饭、恶心、呕吐，到医院检查转氨酶比正常值高出几倍。那时候医疗水平也不高，就按肝炎治，也就是给点维生素、吃些中药。到我放出来时，虽有好转，但仍不正常。
每天去校医院看望致平，都要穿过“绿园”（现在好像已没有了）。有一天，在“绿园”迎面遇到当初李××调查组的一位中文系老师，见到他我高兴地和他打招呼，没想到他冷冷的说：“你在里面交代了不少问题吧！”我的心情顿时恶劣到了极点：当初是你们要调查李××，我一个跑腿的调查时吃尽了千般苦，出了事我在里面扛着，如今你还说这样的话！作为比我们年长许多的人，社会经验比我们丰富，难道你想不到，如果我真“交代”了什么对你不利的东西，你能脱得了干系吗？
⒉烈女刘月英
我到医院探望致平的时候，在楼道里经常看到有一位下肢瘫痪的女生，拄着双拐在别人的搀扶下练习走路。那女孩个子不高，身材瘦弱，累得满头大汗，小脸憋得通红。我问致平：“那是谁呀？”她说：“外语系的，叫刘月英，兵团丁×的女朋友。丁×被抓到怀柔去以后，宣传队说，抄家时在丁×的褥子下面搜出了避孕套什么的，当众羞辱她。她受不了，就跳楼自杀，没死成，腰断了，下肢瘫痪，不知道还能不能走路了。”
后来我听说，刘月英是一个山东农村的女孩，家里很穷。凭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师大外语系，和我们同届。这个要强的山东姑娘，入学第一个学期所有学科全部满分，在一年的时间里入了党，当了学生干部，她是一个要脸的人。“4·26”她的对象丁×被抓走后，军宣队一位参谋在外语系全系批判大会上当众羞辱她，说搜出了什么什么，说：“他们可是还没结婚哪！”那以后的几天里，刘月英一直不说话。几天以后，又要开全系批判大会了，眼看着一场加倍的羞辱不可避免。当同学们都去会场以后，这位刚烈的姑娘从女生宿舍中北楼西侧的四楼阳台跳了下去，用死来抗争这一切！一位去水房打水的生物系女生正好经过楼下，看见她摔到地下，没死，用手死死地掐自己的脖子。被送到医院救治后，她绝食，她是真不想活了！在老师、同学们的日夜劝解安慰下，她总算活了下来。毕业分配时她希望师大能给她口饭吃，哪怕在资料室打打字，师大不留她。令人鄙视的是，她的恋人丁×从怀柔回来以后也与她中断了恋爱关系！她被抬回了农村老家，贫困的家无力为她治病疗伤，又把她抬回了师大，就这样一次次抬来抬去，最后她死在了师大外语系党总支办公室（一说师大招待所地下室）。
今天的孩子可能不会理解当年的事，为这么一点事还至于跳楼自杀？就像全世界的人们不理解，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为什么会判处通奸的男女当众用乱石砸死。在那时的中国，一点点生活绯闻就常常置人于死地！宣传队那位恶毒的参谋，不知道在你的这一生中，当你拥妻携子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可曾想到过有一位娇弱的女孩死在了你的恶意攻击下？你心中是否有过一丝丝的歉疚？
⒊毕业鉴定
我放到班级以后，进班的第一天，由一位姓宋的教师带领班级领导小组严肃地向我宣布纪律：“你现在结束了隔离审查，但仍在群众监督之下，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不许串联，不许自行外出，出去必须报告，经过允许才可外出！”
我出来不久就宣布要进行毕业分配了，很快就进入了毕业鉴定阶段。在作毕业鉴定前，物理系宣传队负责人白本章师傅向我宣布：鉴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属于“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问题”，上级决定要在我的毕业鉴定中“记上一笔”。所谓的“小组鉴定”实际上是宣传队早就拟定好了的，他们拿出一份鉴定草稿给我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蔡鸣乔同志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在1968年利用去河南外调的机会收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黑材料，并在小范围内散布过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言论，经领导和群众帮助，该同志态度较好，建议不予处分。”白师傅说：“你在自我鉴定中也必须写上这些内容，如果不写，对你没有好处！”我说：“我自己做的事，我可以承认，但要实事求是，要准确。有几点我要说明：一、我怀疑康生是5·16后台，是谭厚兰后台，这是事实，我什么时候也不翻案。我希望明确写上是怀疑康生，不要含糊其辞地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以免以后搞不清楚，引起误会。二、我上河南外调并非去收集什么黑材料。在河南外调是有一个外调对象在材料中涉及曹轶欧的一件事，是偶然的，并非有目的地去调查。但回来后我曾将此事向几个同学讲过，这确有其事。三、我认为5·16是一个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集团，我的问题和‘批清’运动无关，我犯错误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但可以说是‘受错误思潮’影响。”
对我提出的几点意见，白师傅的答复是：“可以考虑你的意见，至于极‘左’思潮还是‘错误思潮’的提法，没有本质的区别，是一样的。”
后来在我的小组鉴定（也就是宣传队鉴定）中，把其中的“在1968年利用去河南外调的机会收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黑材料”一句删掉了，把“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改成了“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康生同志”，但仍然坚持“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我在自我鉴定和个人对小组鉴定的意见中又重申了我是“受错误思潮的影响”，以表示我对鉴定中“受极‘左’思潮影响”提法的不认同。
当时我们班有一位同学为我向宣传队求情，说：“他这么年轻，给他档案中写上这些，对他一辈子都会有影响啊。”宣传队说：“就是要给他记一笔，让他老实一辈子！”
⒋真感激你与我艰难同行
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理解，那时候在档案中装进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一生、对他的家庭子孙后代会有多大的影响！从此以后就像脸上刺上了金印，走到哪里都不会被信任和重用，遇到政治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被折腾。那几天我很郁闷，有一天在宿舍里躺着，另一张床上躺着我的一位同学蒋锡久，其他人都不知上哪了。一开始我俩都不说话，忽然，他开口了：“蔡鸣乔，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见我没有反应，他自顾自地讲了起来，听我还没有反应，他又说：“我给你唱一段‘空城计’吧，‘我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的老蒋兄弟，我知道你见我心里难受，千方百计地要哄我开心呢！
我们这位蒋兄在运动中是一个典型的从不理解到有抵触、不掺和的智者。他有很多雅好，是一位有名的围棋高手，爱摄影、会唱戏，结交了大量的同此雅兴的教授、同学、社会上的朋友。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被出卖、被伤害、被歧视的时候，善良的老蒋给我的温情让我记了一辈子！
我因为背上了这样的政治包袱，怕连累我深爱的人。我对致平说：“你跟着我，将来恐怕要吃苦了，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两家的老人，都怪我的愚蠢，连累了你们！”她不许我说这些。那些天，我们天天在一起，有一天，我们在大操场南、北饭厅北面路侧的双杠旁聊天，我又为档案里“记一笔”烦恼，她却说出了一句让我万分震惊的话：“我们还要活很长的时间，二十年以后，谁还记得康生是谁呀！”多少年以后，我对她说：“当年你还挺有政治远见的嘛！”她却微笑地回一句：“我那时就是为了安慰你！”
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和我一起分配到东北边陲。因为她的病到分配的时候还没痊愈，她母亲特地到师大找了一回宣传队，要求让女儿暂缓到分配地报到，留在北京把病治好。宣传队不同意，说，“五一”以前必须离校，否则取消毕业生资格！
那一年的4月28日，我们在宣传队一名军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北边城。到单位报到才一个月，致平的病就复发了，剧烈地呕吐，转氨酶急剧升高，在医院又住了两个月的院。
1971年12月，致平曾站在雪地里照了一张相，这是一张侧面半身像，照片中的她面带微笑，眉眼间却露出一丝隐隐的忧伤。我给这张老照片取名为《冬日笑靥》，题辞曰：
“笑靥如花，掩不住眉间愁煞。心非铁石，怎禁得日日敲打？那人儿在里面，能不牵挂？也不知收到未，寒衣鞋袜？冷风刺骨盼春暖，不信严冬永无涯！心神遭折病缠身，未曾痊愈又出发。闯关东，再告别爹妈！”
六、尾声
我被分配到一所刚从民办改为公办的中学，一年后的1973年，一年试用期满应当转正。那年3月，学校管人事的曲大姐好心地向我透露：“你档案里有东西，对你的转正班子开会有人不同意。你写封信去北师大，要求他们把你档案里的东西撤了吧！”
我立即给师大宣传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为我的前途着想，能不能修改档案中的记载？3月16日他们回信说：“你给陈师傅的信，谈到对犯错误结论修改问题，原对你记一笔的结论是争取了群众意见，专案的同志反复研究，后组织又多次对你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本着批判从严组织结论从宽定的，同时也经上级机关审批的。对你的结论是慎重的，即不能修改。请你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问题。如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你所在的单位组织反映，由组织与组织联系为宜。”落款是“物理系”，信封的落款是“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师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
1975年，我接到大学时辅导员郝老师的一封信。郝老师告诉我，前些时，师大曾给你们单位去了一封公函，落实批清政策，要把档案里的一些东西撤了。我立即去找了单位领导，单位领导说：“是收到这样一封公函，但你的问题在你的毕业生登级表里记着，也不能把毕业生登记表销毁了呀，我们没法处理。”并且让我抄了这份公函的内容，里面说“1972年4月份涉及你处原我校学生蔡鸣乔，在批清运动中有所牵连，经复查，属犯一般政治错误，根据北京市委关于落实批清政策，对犯一般政治错误以下人员不作文字记载，材料不入本人档案的规定，本人或组织在其自传……毕业生鉴定、毕业生政审已入档案的材料中，凡涉及批清运动内容的一律撤销……”落款是“中共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小组”。
我看了这份留尾巴的材料，说：“那就不动吧，把材料撤了，留一个‘犯了一般政治错误’的尾巴，有什么用？”
1978年冬，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我的问题还没解决。12月，我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到师大“运动办”找到一位叫石长庚的同志长谈了一次，他让我回去后立即写一份申诉材料寄给他。我回来后立即写了这份材料，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及我的遭遇，寄给了师大“运动办”。
我背负着这个政治包袱，为了我深爱的妻儿，我必须证明我不是“反党的反革命”。为了能得到“信任”和“认同”，我用拼命工作来“赎罪”，带别人不愿带的最乱的班，教最多的课，干别人不愿干的工作，有病、有事从来不敢请假，我“老实极了”！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使我的免疫力极为低下。1978年底，从北京回来不久，一场重感冒居然让我患上了无法治愈的免疫功能疾病“肾小球肾炎”，并最终恶化为尿毒症，在亲人、朋友的帮助下做了肾移植才保住了这条命。
1978年12月30日我住进了医院，这一天距师大党委为我作出最后的平反决定只差3天！我在医院病床上收到师大党委寄给我的平反通知，信中说：“蔡鸣乔同志：学校对你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决定平反，恢复名誉。复查结论已寄你校党支部，通过组织向你本人宣读。关于你的档案，我们要求你所在支部加以清理。此致敬礼。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1979·2·10。”
学校党支部书记在病床边向我宣读了这封迟到的平反结论：
蔡鸣乔，男，物理系70届毕业生。
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怀疑康生等问题，受到审查，并于一九七二年作了“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一九七四年撤销了这个结论。
经复查，蔡鸣乔同志主要是怀疑康生、反对“四人帮”的黑干将谭厚兰，是正确的。据此，对其审查是错误的。现决定撤销原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销毁与此有关的材料。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总支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同意物理系总支关于蔡鸣乔同志的复查结论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1971年冬，我在囚室里关着的时候，致平和她的好朋友王××照了一张雪中漫步的合影，这张老照片我给它取名为《冰霜路》，曾在上面题辞：
“彤云密布，前程似雾，初践冰霜路。谈笑不言愁与苦，年少难将天心悟。问痴女，顶风冒雪，心儿欲往何处？”
在结束这段回忆时，让我步前韵续一阕上面的无牌小令：
“残生向暮，韶华难驻，惟有情如故。拿捏旧伤夜难眠，善恶忠奸谁无数？告苍生，少些褒贬，留与后人评述。”
2016年1月10日初稿
2016年1月26日第七次修改
选自：《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