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难友蒋柏龄已泪不成声，待揩干眼角的泪水后才继续往下讲：我走出院部办公室，立即前往南瓜山，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绿色海洋”，遍地瓜蔓茂盛，朵朵黄花吐艳，隐约南瓜无数，在入口处有些高矮不一，但尚能见堆的土丘，实难称作坟场。深知任务艰钜，这南瓜山“临时户籍”可不好当啊！

旋即与杂工组负责掩埋尸体的刘职工联系，他东找西找，终于凑齐资料，看来这些资料起先还正规，有序地画上长方形的格子，格内填写姓名：慢慢地以不是一格一人，而成一格数人，紧接着格也省略了，只是一串人名挤在一块。

刘职工喃喃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人越来越多，加之杂工组成员体质下降，已不可能一人一只棺木（尽管由几块木板镶嵌而成），一人一个坟头，忙起来数人一堆，甚至连棺都免了，力争有土掩盖便行。情况如此，实话实说嘛！”

我接过本子和一些散页，“按图索骥”干了起来。南瓜山盛产南瓜，其实并不玄妙，亦非耕耘得法，而是死尸多掩土薄，遵循物质不灭定律，这些死劳教、死职工又一次对同学们尽责作奉献。怪不得医院的伙食比队上丰盛些，但有此经历，我却产生排斥南瓜心理，尤其是南瓜山上的南瓜难以咽下。

我提着一筒红油漆，拿着“花名册”，尽全力对号入座准确定位，含泪书写众多死难者的姓名。虽毛笔字缺乏功底，确实用足了心，鼓足了劲，做到一笔不苟。砌筑坟堆实不可能，搬一成形的石块，权作“坐标”吧！当时，也尽量在死人堆里觅熟人，发现我的好同乡、同学、同事刘祝焕在南瓜山。记得我已成为右派后，要去成都省委鸣冤告状前，匆匆会晤，他才新婚，谈到命运处境早有打算。当时组织正追查他，动员对我反戈一击立功补过。我当即表态，反正事已至此，出于自保尽可检举，十条罪状与八条罪状无所谓。殊料他抛出一句沉甸甸的话：做人岂容卖良心！

虽然彼此之间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结串连，但连我用“齐天”做笔名，以齐天大圣自诩是明显的，他都不面对，以“我又不是蒋柏龄肚中的蛔虫，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搪塞。刘祝焕成为右派虽属定数，却不该放弃利用我而争取不劳教的良机。为此我很感激也很遗憾，最终以支援500元为他的妻子周光秀集资，在机织毛衣社觅得糊口之处相报：这500元是我带去劳教的800元中的大头，知者均赞我高义。

我坐在刘祝焕坟头，为使其归宿地有所规范，我全力作些归拦，勉强像一座小坟，回首历历往事，不禁潸然泪下。据说他亦死于不克制，将周光秀寄去的吃食一顿囫囵下肚，不幸由“饿痨”转化“胀鬼”。类似他这样死去的人也为数不少，他该不该这样死去，谁对他的死负责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他说：大量的饿死，个别的另有死因，但本质不变——阳间糊涂人，阴间屈死鬼。我的另一位同事，公安校教员，河南籍傅景德，原仅仅相识，共同的命运促使交往，其长清秀为人爽直，因反右劳教思想不通，最后竟颠颠倒倒。和我同在大堡一中队时，经我努力把他塞进大厨房，但为时不久。调队前，主动拿来几件稍好的衣物，硬抵借我一些钱：虽力拒因他坚持不拉来生账……后不知怎么搞的，成为反改造典型。据目击者当时的劳教张培厚告：傅已带镣反省，一日有雾还让他们出工，不知为何，傅独越过警戒往前蹒跚走去，神经不作主，未听警卫与带队干部招呼止步。警卫朝天鸣枪仍不停下，请示李主任（李曾是大堡作业区主任，后降为一般职务）如何处置，答曰：“命中。”立即一声枪鸣，尸横地头，未卜身葬何方。虽后追查发令“命中”不妥，可以去把人拖回来嘛。而该李主任又降作事务长了事，这草菅人命的源头，亦足以反思。傅的横死，有无结论，通知亲属与否，均系未知数。

他说，他手里攥着几大本名单，粗略数了下有两三千人。啊，南瓜山呀南瓜山，竟有这么多人成堆成坑的埋在这里，谁不是娘生爹养的血肉之躯，就为几句话一行字沦为政治贱民，惨遭如此杀害。鸣呼！南瓜山下右友魂，尽是春归梦里人；谁说天涯有芳草？几多野鬼斥秦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