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百姓在想什么？

近几年"崩溃说"愈加频繁，陆续断言2014年、2016年、2017年，中国网络有人调侃，说中国要"持续崩溃一百年"。然而事后大家又都说，低估了这个系统的承受能力，问题在于，这种承受能力究竟是什么？

我倒想说一点很少有人说的，即大众的"守成心态"、"乱世"恐惧，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道防波堤，这在三十年前也出现过，现在更加严重了。因为三十年巨大的经济行为不会毫无意义。

一般都认为，"六四"后中共鼓励全民发财，大家都掉进钱眼里去了。这种说法其实很肤浅，因为本质的含义，是中共绑架全民跟他们一道投资了三十年，老百姓是出卖劳动力，但也是投资，谁都不想血本无归。国内有一种说法：三十年来中国是构建以竞争为基础的效率社会，突出发展主题，机会多于能力，不管有没有真本事，只要你敢，就能发财，闭着眼睛朝天上放枪，就会有鸟儿掉下来。那么现在经济下行了，机会少了，失败的人多了，越是如此老百姓越想保住最后一点残羹剩饭，谁都害怕大局崩坏，一根救命稻草都捞不到。

国内的民心、民情；不同阶层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承受力；社会心理对中国的无出路、无前途、身后洪水滔天等等应对和付出；中国小传统中"看客"、"过一天算一天"、"自扫门前雪"等观念在今日暴政下的形态和表现，等等，反而是预测政治情势更可靠的参照系。

1989年春天，我在上海拜访巴金老人，他对我反复只讲一句话："要看老百姓怎么想"、"要看老百姓要怎么样"，我当时压根儿不懂他的意思，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说：共产党怎么想、知识分子怎么想，其实都不重要，最后的决定因素，是老百姓想要什么。

五、以“六四屠杀”起诉李鹏的诉讼

中国民间追诉中共体制，最终要走司法途径。

四九之初的镇压、五七反右、文革内战都是“国家犯罪”，然而都不及调动野战军开进首都屠城来得严重，1999年夏，我脑子里翻腾一个念头：以“战争罪”起诉李鹏，可行性多大？涉足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不过我的好奇，总是让我先对这方面的知识感兴趣，这也算一种探索，其痕迹留在日记中，不过后来我发生车祸，一切断线，后续发展可向“中国人权”征询。

一、纽伦堡大审：对一个国家的合法领导人定罪

一九四四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将审判“所有涉及战争罪”的纳粹党人，并指派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杰克森主持，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严重的法律程序问题，不是缺乏证据，而是没有可循的法律判例：要对一个国家（纳粹德国）的合法领导人（希特勒是合法选举上台的）定罪，因为纽伦堡法庭必须接受一个国家的法令绝对合法，而所有纳粹的屠杀罪行都是在执行这个国家的法令。

所以，事情变成纽伦堡大审是根据眼前的案情创造了一套法律，来判决罪犯违反了尚未存在的法令。

被处死的纳粹头目如戈林、里宾特洛甫等，都不是定的“种族灭绝罪”，这个罪名要到几年后在联合国通过了“反种族灭绝决议案”后才存在。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比法律更高的律令存在。

这个细节，对追究天安门屠杀可能至关重要，在人道意义上你尽可以谴责中共以屠杀来对付人民的和平请愿，但在法律意义上，特别是国际法上，如何追究罪责，这当中会有很多难点，也会有很多学问，我不知道国际法比纽伦堡大审那时改进了多少？

二、最终中国人民必须自己审判六四屠杀

最早我跟“中国人权”的刘青讨论，以六四屠杀起诉李鹏，这个诉讼没有那么简单，也在诉讼程序。

１、海牙国际法庭过去只受理“国家起诉”，如美国和北约对莫洛什维奇的“种族清理罪”的控诉；后来有一新法庭成立，却不受理过去的案子，只受理它成立之后的案子。

2、“国家起诉”一般主要是战争罪、种族屠杀等，六四屠杀能否做成“国家起诉”、哪个国家肯承担？还需要论证。

3、某国人民对其政府的诉讼，国际法庭要求完成国内诉讼程序之后，他们才能受理，因此必须先走“国内起诉”这一步，此即意味着要以共产党制定的中国法律起诉李鹏，走不通；而且中国法律对“杀人罪”，规定只能“公诉”（检察院办理），也走不通。

后来中国人权开了个“务虚会”，初步形成的共识：

1、“控李”一事正式定名为“六四受难家属诉讼”（简称“六四诉讼”）项目，列入中国人权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如同以往在联合国推动“谴责中国人权案”项目一样，组成理事会专门工作小组、聘请专职人员、协调各方面力量一同来做。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审判“六四屠杀者”，为受难者讨回公正。“丁子霖名单”的推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开端；

2、项目开展，目前组建两个小组：

第一，档案小组，任务是建立一个“六四罪证资料库”，其中主要是配合司法诉讼收集证据，按照法律标准取证，同时逐渐延伸扩大为包括因六四被判刑坐牢、通缉、迫害等所有相关资料；

第二，诉讼可行性小组。目前为止咨询到的信息，国际诉讼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但是：

1、国际司法体系是一个随着现实需要不断改进的系统，我们的可能性就存在于这种改进当中，特别是李晓榕谈到目前国际司法界非常热门的“转型中的正义”（Transition Justice）这个问题，有关对南美洲一些独裁者（如阿根廷、智利）军管时代恐怖罪行的追究，已经结累了许多经验，也强烈冲击着国际司法界；

2、中国人民最终必须自己审判六四屠杀，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无论国际国内诉讼，目前都需要我们抱着一种寻找正义的精神，去探索任何可能的方案和操作途径，这个可行性小组，需要配合并协助国内受难家属按照中国的法律，坚持把国内诉讼走到底；同时向国际司法界、西方律师界、各法学院系统咨询国际诉讼的途径、步骤，了解参照南韩大审、柬埔寨屠杀调查、南美追究独裁者、亚洲“日本慰安妇”诉讼等案例，逐渐厘清脉络，找出一个或数个适合于我们的方案，加以实施。

肖强着手筹备一个咨询会议，请国际司法界、法学界、耶鲁大学法学院、南韩、南美等有关专业人员，介绍经验、分析我们立案的途径。

刘青也会同香港支联会联络协同。

“伤害罪”可以民间起诉，所以刘青主张在国内组织一个律师团做起来，也便于搜集证据，但难度也相当大，因为很危险。

今天国际法庭可以不必由当事国起诉就受理“种族灭绝罪”，是源于当年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

三、柬埔寨正义难伸

首先当然是波尔布特逃过法网。据说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家，从一九七五年就开始调查柬埔寨的大屠杀，三百万人死于波尔布特之手，可能是他们提供的数字，中共一直阻扰国际社会审判这个魔王，洪森政府也出尔反尔，1999年联合国专家工作组建议成立国际法庭也遭遇阻挠，最后正义难伸，罪犯皆从轻发落，详情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