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在西汉中晚期，中国出现新的炼钢技术“炒钢”，这是在生铁冶铸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炼钢技术。其基本方法是将生铁加热成半液体和液体状，然后加入铁矿粉，同时不断搅拌，利用铁矿粉和空气中的氧去掉生铁中的一部分碳，使生铁中的碳含量降低，去渣，直接获得钢。在《天工开物》中炒钢又叫生铁炒热铁。

但这和我参与的炒钢不同。我看到的是把砸碎的，剁碎的废铁片放入小高炉，开动鼓风机，然后用钢钎翻滚铁片，就和炒菜一样，据说这样铁也可以成为钢。我记得求了初中大哥哥大姐姐半天，好不容易给我钢钎也来翻腾了一阵，自觉热得不得了，只好退了下来。

我们这样折腾几个小时之后，废铁片就半融化了，聚在一起，成为一个铁坨子，若仔细看每块铁还基本保持原样。取出铁坨来，浇水冷却，然后在打磨的石轮上检验。教自然的赵老师告诉我，如果磨出来的火花发红，就还是铁，如果磨出来的火花发白发亮的就是钢。一旦得到钢，就称了重量，用红绸子包扎好，放到报喜的双人轿上向党报喜。一大群人在钢轿子前后敲锣打鼓，吹喇叭，好像结婚迎亲似的到大街上游行（当然不用事先申请），《人民日报》上说这叫钢元帅升帐。回到学校之后，把炼出来的钢放到光荣台前，然后再炼下个铁坨子。大家都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吧？我想你们还是不知道钢是这么炼成的。

后来我在钓鱼台玩，看到那里堆了不少这样的铁坨子。这是无数可以用的铁制品，无数耐火砖，无数大水缸和无数木材和煤造出来的废物。

人民公社是在农村办的，北京城里没有公社，但同样有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运动。我的二姨那时还不到五十，一辈子是个家庭妇女。也被要求参加工作。但家里的事还要她来主持，于是就参与了可以拿回家的加工业。一个是制作朝鲜辣菜的原料桔梗。那是把干的桔梗根用水发开了，然后划成丝。干桔梗根很像人参，大约五六厘米长。泡在水里一夜就变软，用纳鞋底的锥子扎在一个木板上。使用的工具是捆在一起的十来颗针，绑在小木棍上，把针头插到桔梗根上，向下一划，就把桔梗根划成丝。完成了一个加工。我们放学回家也要帮二姨干活，因为每天街道积极分子都来收货送货，干不出来活，我姨觉得不好意思。那时人们都比较淳朴，从来没想到偷偷留下点自己吃的。

再一个是剥云母。云母是有点像塑料片的半透明褐色矿物，有很多层，加工就是分离云母。云母薄片是当时无线电真空管里面做绝缘隔离电极用的。这个活很简单，就是用大针或锥子插入云母层里分离。现在想这等于是破坏，因为这种手工分离，把大块的云母都掰碎了，再来回倒腾一番，还怎么用？可当时没有人想过，也许想过的人也不敢说。好像这些活不是白干，还有工资。但到底挣了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

我还吃过食堂。那时丰盛街道办事处为了响应毛主席吃食堂的号召，派遣街道积极份子挨门挨户动员吃食堂。我记得，在我们傍边的大院胡同一个四合院里就办起了食堂。这个四合院和郭沫若先生的故居是斜对门[1]，但在城里的居民完全吃食堂不现实，也办不到，我那时总感觉上上下下有点对付的味道。我姨有时就给我两毛钱叫我到食堂买个红烧带鱼，她说做鱼太麻烦；有时不想蒸饭，也叫我去买米饭。所以我印象中食堂还方便了我们。后来食堂的东西越来越少，大人也就不叫我跑腿去买了，食堂似乎无疾而终。

在大跃进时代，党提出的口号是十五年超过英国，二十年赶过美国。但到了地方，好像时间大大缩短，甚至有提出两年超英三年赶美的。我的一个同学叫李后强。他一天悄悄对我说：“我爸爸说在生活上也要超英赶美才成。”他的父亲李俊龙，三十多岁当过国民政府驻美国纽约领事馆随习领事，是最后一个国共谈判的代表团顾问。谈判失败后留在北平。他是民革常委。反右后同属民革的舅舅告诉我，李俊龙成了民革四大右派之一，原来配备的小汽车也没了。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那时几乎天天到他们家，从没听他讲过反动话，怎么也没想到他是个反动派。舅舅还把天津民革印的内部读物给我看，是揭发民革大右派的专辑。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起视察的人揭发说李俊龙一次到农村视察，老乡的牛车溅了他裤脚管泥，他用湖南话呐呐自语地骂了一句，说明他如何仇视贫下中农。

我还参与过超声波运动和滚珠轴承运动。前者是用一截钢管，多数是截断的自来水管，大约有两三寸长来制造。我们把一端锤扁，镶上一个刮胡子的刀片，就成了一个神奇的设施。当时还要求对外保密，不能泄露给西方帝国主义。据说只要把这个秘密设备接到水管或喷气管上，由于液体或气体的流动，就会使薄薄的刀片产生高频振动，成为超声波。这股超声波所向披靡，对着人生病的部位就可以治病，消除肿瘤，结石；对着水，就会消毒水，对着火就能加强火力，好像无所不能。可惜这个活不好干，水管子不容易砸平，刀片更镶不上去，因为需要刀片震动，还不能焊在水管子上。我们做了很久，也没制成几个。等到风头过了，也没人来收，就不知丢在哪里了。

滚珠轴承的制作方法是先由老师发给我们一个个立方的小铁块，大约半个厘米大，这是把方形铁条用钳工的剪子一个个切出来的。我们领到之后，就现在石头上，砖墙上把八个棱角磨圆，然后用砂纸一点点磨成圆球。听过李白小时看到老婆婆把铁杆磨成针的故事吧？那时《中国少年报》就刊登了这个故事，鼓励我们不屈不挠的磨制轴承。可我们孩子实在没有耐心花几天磨出一个小滚珠，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找不到了。

大炼钢铁是工业大跃进，还有农业大跃进。那时候有两份专门给孩子看的报纸，一份叫《中国少年报》，一份叫《中国儿童报》。两份报纸大约是按年龄编辑的。在这些儿童报纸上，我看到这样一篇文章，还配了照片。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农村视察，那个公社的干部向他汇报用狗肉汤施肥，效果好，玉米长得粗，长得壮，玉米穗显得大。这个创举得到刘少奇的称赞。听说不少农村狗为此绝迹了好多年，成为大跃进的首批牺牲。

接着《中国儿童报》又刊登了一个新技术，说只要把猪的尾巴切下来，猪就可以长得快，长得肥。我看完了老在想：“那猪疼不疼呢？”再听说把猪耳朵一条条切下来也有相同的作用。我的一个同学说：“那我们就吃不到猪耳朵了。”我却还是怕猪被割痛了。后来报纸上更刊出高科技，图文并茂，说如何割猪脖子下的甲状腺育肥。我还是看这个新闻才知道甲状腺这个名词的。但我那时老把甲状腺和扁桃腺混淆。一次得感冒，大人说：“这个孩子怎么老感冒，也许把扁桃腺割除就好了。”我听到非常害怕，怕一割掉就胖成了肥猪。

我舅舅到北京来时，给我讲民革组织到农村参观亩产万斤的卫星。舅舅说他们看到一块地，大约有三分，被挖成一个碗形，这样表面的面积就大了些。然后把周围十几亩的庄稼（麦子）全移植到这个大碗里。为了防止庄稼过密腐烂，在庄稼地里安装了一排排电灯，还在地头安置了十来个鼓风机。当时西方不相信中国可以搞亩产十几万斤的奇迹，说照片上站在庄稼上的孩子其实是站在玻璃板上。舅舅说，西方国家就是造谣，根本不用玻璃板，那就是个粮食垛，孩子当然可以站上去。

我听了说：“这样的亩产万斤能推广吗？这不是假的吗？”舅舅大为光火，叱责我说：“你这幺小怎么就思想反动？有了这样的开始，明天就会大面积丰收了。”我当时很不服气，觉得你们大人怎么还没我明白。后来在大灾荒年代还很为自己的先见之明得意了一番。现在我才知道，我并不是神童，我明白的事，大人都明白。但我作为孩子不明白不能讲明白的话，而不是大人的智力退化得不如一个孩子。说皇帝新衣就是光着屁股的只可能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舅舅其实就是讲的真相，但讲这个真相太危险，所以他讲的很技巧，所以他要狠狠地骂我，说一个歪理，目的就是要封了我的嘴。

小学就这样念过去了。我不记得到底学习了什么功课，我记得最深的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知道那是绝不容置疑的纲领性口号。我还记得很多事，是那么辉煌，又是那么愚昧；是那么好玩，又是那么破费；以后我还逐渐认识到大人是那么虔诚；又是那么虚伪，干部是那么勇敢，又是那么胆怯。作为一个小学毕业生，当时最困扰我的问题是到底我们该不该说谎话？

注1：郭沫若的故居其实是在西四大院胡同东口。是一个西洋式的四合院，大门后有太湖石的假山挡住外人的视线，隐隐可以看到后面的楼房。范曾先生就是在那个大门口等郭沫若评价他的毕业画，据说等了好几天。大约在文革前夕，就是六十年代中郭沫若才搬到现在称之为故居的什刹海那里。尽管郭老写过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歌，我倒是没看到老先生到我们的食堂打过菜和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