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爷只好靠着在天津的一个妹妹每月寄来十块钱过日子。每次一说到这儿他就来了气：“你们吃窝头就咸菜说是苦日子，对我来说那可是高级的。冬天没钱买冬储大白菜，等着你们买完了，我把你们撇下来不要的大帮子撮回家，剁吧剁吧，包菜团子。也就是到这两年，我才能到朝阳菜市场买点猪骨头炖点儿汤，补养补养。”

就这样，大家伙都在专心致志扫除别人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冯爷却在一门心思找烂菜帮子填肚子。日子再难熬，大家总都有混过来的那一天，冯爷和大家一样，总算没有死在文革里。别人熬到了革命的胜利，冯爷熬到了出版社开门的那一天。

好不容易政府总算让出版社出书了。一家出版社奉了上面的命令要翻译外国人的书。那时候懂行的人不是抓起来了就是给弄死了，要不然轻一点儿的，历史有问题，出版社轻易也不敢用。冯爷是要饭的出身，历次运动也都逃过去了，自然合适。编辑们想起了冯爷，让他接着把文革前翻译了半截的哲学大师的著作继续弄完。

按说文革这样的机会，一个人几辈子都不一定能赶上一回，应该能学点东西，至少抬杠的毛病应该可以改掉了，可冯爷依然故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翻译书的机会，他还忘不了抬杠。有一回他到出版社交稿子，碰上一位刚提拔上来的编辑室主任。冯爷说，一看就知道是个屁都不懂的人，气就不打一处来。那个人好像抓住了冯爷的把柄，一见面就说：“老冯，咱们翻译要准确，这没错，但是文字要通顺。比如说，我正看您的这一段，‘资产阶级的罪’，后来您又提‘资产阶级的恶’，这就不通了。我们往常都是说‘资产阶级的罪恶’，哪有分开来说的。这要让读者看了，不成了笑话吗？咱们出版社可不能出这样幼稚的错误啊。”

那位主任正想意味深长一下，冯爷按不住了，说CRIME是罪，EVIL是恶，罪是法律，恶是道德。然后就引经据典说个没完。争了一下午，他晚饭也气得没吃，最后还是定稿成“资产阶级的罪恶”。我就跟他说，这回又是鸡兔共笼了，您老是数脑袋，一人一个，看着一样，您怎么不知道人家底下的脚不一样多呢？结果呢，不出我所料，稿费压低不说，这份活计一完，主任立刻就叫他开路了。

幸亏没过几天，一个特别爱国的大科学家回国会见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人家漏出一句，说是带了一本讲量子力学的书来，应该翻成中文让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一下。另外一家出版社知道冯爷是翻译这本书不作第二人想的好手，赶紧跟他订了合同，还告诉他这可是政治任务。他这算是好歹续上了工作，又有口饭吃了。

冯爷尽管爱抬杠，但学问是大家公认的，而且特杂。还有一样，他能过目不忘，堪称一绝。

有一回我和历史所的马先生闲聊。那已经是有名的大杂家了，博闻强记，马王堆文物一出土，立刻就把他请了去。后来出版的汉简帛书里面全有他的功劳。他纵横捭阖了半天，我佩服得要命，不禁叫了几声好，说是像他这么好记性的真不多见。马先生说，这不算什么，他有一个北大的同学，那才叫人佩服。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其实就是冯爷。马先生并不知道我和冯爷的交情。那时候冯爷没地方住，就住在马先生家里。马先生正在生肺病，每星期去看一位老中医。从中医那儿回来，冯爷就接过药包，然后读药方。马先生说冯爷每回都能说出大夫这一回又添了什么药，减了什么药，多了几钱，少了几分。刚开始马先生不信，就把前次的药方留起来，跟下回的药方偷偷比较，冯爷居然没有说错过一回。马先生说，和冯爷谈古论今，冯爷能在他这个史籍专家面前不露马脚，还算不得什么，一付药方都可以过目成诵，真乃神人也。

我跟冯爷说了，他淡淡一笑，说他无非是学了一点中医，当然清楚药性的规律。至于说到史籍的记忆，他说他离齐思和、杨树达差远了。冯爷他这人挺怪，当红的学者总是让他给褒贬了；可是他佩服的，却差不多全是我到了国外之后才知道的中国名人。象辜鸿铭、顾维钧、陈寅恪这些人的学问全是他给我开的窍。也幸亏他的指点，我在外国的那些汉学家面前才没怎么丢脸，要不然洋人肯定以为我是党报派出国来的记者。

冯爷对文人轶事也有极强的记忆力。当初我从云南刚回北京的时候，住在老北大的西斋。一天他来看我，走在过道里，他突然说，当初四九年胡适先生准备离开北平的时候，胡先生托运的书箱就放在这儿，一大排书箱都没来得及运走。后来听说胡先生在东单机场上了飞机，冯爷第二天还跑到这排过道来瞅过这些书箱，替胡先生可惜了一番，说是没准当年胡先生和韦莲丝小姐的通信就锁在其中哪个书箱里头。说着还用手比划着当年码放的地方，仿佛能感觉到胡先生的手泽。可惜我一点也看不到，只看见革命群众游行用的大标语牌和各色彩旗乱七八糟地堆在那儿。

冯爷读了万卷书，可是没有行万里路。就我所知，他南到河北大名，北到北京，东到天津静海，西边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到过北京西郊的香山。但天下的事情很少有他不知道的。

比如说有一回，我和冯爷闲扯，说起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剑桥大学考古系的教授推荐我去一家书店逛逛，说是即便不买书，这个书店也值得去看一看，书店名字好像叫BLACK WELL。我还在那儿买过一本包德甫写的《苦海余生》，后来回国的时候，我挺知趣，没有带回国，就送给刚从国内来的朋友。那位教授当时并没有对我多说什么，我便请冯爷指点一下那位教授推荐的原因。他听后，胸有成竹地一笑，说那可是个大大有名的书店，多少学术泰斗、青年才俊都去过那家书店。然后就如数家珍，例举与这家书店有关的名人轶事。我听他描述那个书店布置的格局和屋内充斥的气氛，再一回忆，还真和他讲的一模一样。我便称了一声奇。他便道，这在那些名人的传记中早有描述，读了便知。

另有一回，街上大批判闹得正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他忽然跟我说起美国的文人爱默生和梭罗。他说，只有在那个悠闲的时代，住在康廓镇那样恬静的地方，过着那样散淡的人生，才可能产生出像他们那样的文人。他建议我以后如果有机会到了北美，可以去看看那里的环境，非如此不能明白他说的道理。

后来到了美国，住在波士顿，小镇康廓离得不远，于是我就去华顿湖边访过一回梭罗的小木屋。几年之后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不无得意地告诉他，终于看见了我们当年说起过的梭罗的木屋。他问我是不是就在华顿湖畔不远的地方？我连忙说就是那里。他说他记得那是个仿造的，是为游览参观用的，真的已经不在了，原本的遗址还在湖那边另外一个什么地方。我不相信，过了不久就又去了一回。仔细一读旁边的牌子，果然这是一个仿造的，我不免有些失望，又去看了冯爷指点的遗址。望着落日余辉染红的湖面，周围静得只听得到啾啾的鸟鸣，多少也体会出一点儿梭罗当年的意境。但冯爷的足迹从未到过此地，只是凭籍着梭罗的散文，早已在尘世的喧嚣声中领悟多时了。

冯爷不但文史学贯中西，对新技术的兴趣也不甘人后。记得还是刚刚改革开放，大家见了日本人的录音机新鲜得很，可是各种机器的高下却不是人人可以说得出的。冯爷天天到图书进出口公司去研读录音机的性能指标。有一天，正说到有个报社的编辑告诉我们，给报纸投稿也要靠关系，如果不经约稿，自己直接投稿给报纸，其采用率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六。冯爷听了，马上说这不正好是夏普什么型号录音机的抖摆率吗？我们忙问什么是抖摆率，他便一五一十地道了个明白。到我去德国上学之前，他什么也没交待，只说机器的抖摆率低于若干若干的绝对不能要，否则多好的录音也让它给糟蹋了。

因为学问杂，又爱抬杠，所以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我跟他学完德文，后来又去德国上了学，回了北京，他还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好在过了文革，也还有人买他的账，时常有出版社找他翻译个东西。但冯爷渐渐也上了点岁数，身体不行了，孤身一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到医院又没有公费医疗，花钱一次就是一大把，而且不先交钱医生就不给看病。冯爷有时候只好借朋友的挂号证去看病，但制度越来越紧了，他也不敢老这么干。冯爷叹了一回说，我可真是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弊病于一身了，挣着社会主义的钱，看着资本主义的病。我跟他说，您这是糟贱资本主义呢，还是糟贱社会主义呢？他也就是一笑，说：“我这是糟贱我自个儿呐！”不过自从大病了两场之后，冯爷架不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诱惑，也动了心思想去找个铁饭碗。后来，那一年政府有了点儿招贤纳士的意思，还真让他赶上了，进了北京的一所小学院教英文。

我们都知道他待人处事的经验顶多还是五十年代初的水准，到了八十年代，最忌讳的就是办事认真，见人抬杠。大家都担心他如何能应付周围的环境。不出所料，没有多久冯爷终于招架不住，他的英文被众人褒贬得一无是处，给轰到图书馆做采编外文图书的事。他埋怨了两回，大约懂得了一点厉害，也不敢象在年轻的时候那样轻易辞职，只好忍下一口气，到图书馆报到了。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更不用提象冯爷这么聪明的人了。冯爷抬了一辈子的杠，最后抬的这一回算是歪打正着了。他也着实为此得意了好久。

这是到图书馆之后没几年的事。冯爷在图书馆一来二去也不招人待见，领导看看冯爷的岁数差不多了，于是就劝他退休。冯爷说还没有个职称，这辈子总得对自己有个交待。领导挺通情达理，想了一会儿说，你才教了不到一年的英文，若是评你当教授，名额太挤，别人我不好办。你现在图书馆管外文书，就申请个副译审吧。这副译审的职称，翻译过两本外文书就行。咱们这儿没几个真正懂外文的，翻译过书的更没有，或许还有门儿。领导的一番好话，冯爷听了反而不受用。他跟领导说，要申请我就申请正译审，我翻译的书有二三十本了。领导说，正译审级别太高，那得要上级批准，我就说不上话了。冯爷说，行，那就看看上级的眼光。领导只好也说，行，咱俩就看上级的眼光吧。冯爷于是就申请了个正译审的职称。

之后，冯爷到了我家，说他听见别人私下嘀咕，评职称不但要有著作，还得送礼。我跟冯爷说，你们的领导你送得了礼，上级领导你知道往哪儿送吗？他听了也有点后悔，但他想想他这一辈子的学问，觉得不申请正译审屈得慌。

上级领导果然好眼光，再加上学校里头也没人申请正译审这玩意儿的，名额好安排。大概上级领导并不知道冯爷爱抬杠，反而觉着这位同志顾全大局，居然就让冯爷把正译审给得着了。我们也没给他庆祝，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名至实归。

当了正译审，退了休，钱倒没长多少，但是公费医疗总算有了。一辈子到临退休这几年才享受上公费医疗，这可是件大事。谁知道，冯爷还有更好的事等着他呢。前些日子我们打电话回去，他说他那个正译审给合算成行政级别，成了共产党的高干了，有时候还真能拿回来两片能治病的好药。他说，这回可和“老八”一样了。电话里听他说话的口气，象是开玩笑，也象是真有几分得意，没准他又伸出来大姆指和食指比划上了。

最后见着冯爷是我这次出国之前。他还穿着“六·四”之后买的那双高级旅游鞋。当初他说是为了有人开枪可以逃得快一点。现在戒严都好几个月了，看来他又是在开玩笑。一辈子就买过一回这么贵的鞋，他准是怕人笑话。

听说我要走，他还真有点难受，说是忘年之交就这么几个朋友，这一开枪，呼拉呼拉又走了一大帮，今后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了。我就劝他：“您的心不老，等这些小一辈长起来，您就又有朋友了。您看您当时和我认识，我才二十出头。这些小家伙说话就是二十。”

他说二十跟二十可不一样，你们这些人经过文革，懂得事，说得上话。我说，您这是又觉着文化革命好啦？他就说，话不是这么说。最后叹了一口气道：走吧，走吧，能走的全走，我要是能走我也早走了。话语之间还真是动了感情。

出国之后就是一通穷忙，也顾不上和冯爷联系。前次妻子回国，我想不起来有什么可送给冯爷的，知道他离不了古典音乐，就送了两张激光唱片。其实我并没有特意选择，只拣了两张我喜欢的。后来我去电话，他一再说，难为我还记得他最喜欢的就是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提琴协奏曲，而且是DEUTSCHE GRAMMOPHON的DDD最新录音。他说他还真跑到图书进出口公司查了目录版本。这回不知他又是在幽默，还是客气，或者真的是喜欢。

他还跟我说，他攒了好几年的钱，就想买一台质量好的组合音响。这事他倒真跟我提过，从我没出国他就开始攒钱。后来因为钱毛了，算是白攒。如今快十年了，钱总算攒得差不多了。冯爷知道我还有个朋友在北京，是个音响专家，想让我给介绍认识一下，帮忙赶紧挑个好的，要不然钱再毛了，他这辈子就别想再听音响了。我跟他说，这回就别挑抖摆率了。他也笑了，说不挑了，不挑了。再挑，钱就不够了。

冯爷攒两个钱不容易。我这次出国之后，他还到我家去看过我母亲。母亲说那天天挺冷，冯爷穿了一件呢大衣。等告辞的时候，母亲看见他的大衣上少了一个扣子，就提醒他。冯爷低头一看，脸上一惊，说是坏了，这件大衣还是一个朋友看见天冷借给他的，少了个扣子，不好还了。母亲听冯爷说冬天连件大衣都是借的，就说把我的一件大衣拿去，反正我也不会回国来了。冯爷先是推辞，后来就接下了。冯爷挺感激，说这一辈子从教会学校出来冬天还没穿过大衣呢。母亲说着说着就又感慨上了，说这要是在过去，象冯爷这么一个有学问的人，家里一定是栋小洋楼了。

听冯爷一说他攒钱快十年了，我也一惊。那么说我出国也快十年了，说不定也真该回去瞧瞧，就凭冯爷也该回去瞧瞧。我老是惦记着和冯爷最后通电话时他说的：“回来瞧瞧吧，回来瞧瞧吧。我这儿半年也来不了一个人。安个电话，也没人给我打，算是白安了。”

二闲堂，吉光片羽斋。九八年七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