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一棍子打下去
当时的场面上，除了谈笑风生，还嗅得出火药味。
毛泽东看见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就问：“复旦大学贴大字报多不多？”漆答道：“没有华师大多。”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的成绩赶不上。”毛泽东又问柯庆施：“你们对大字报是否感到紧张？”柯庆施乖巧地答道：“有主席在这里，我们就不紧张了。”从回忆来看，毛泽东在会见中还说过：反右斗争“必须贯彻到底，不是一阵风，必须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对右派分子必须一棍子打下去。”
文汇报组织被接见的知识分子谈感想，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进一步帮助文汇报。该报副社长、代总编辑陈虞孙在座谈会上表示：“本报前一时期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本报同人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们决心改正错误，在反右斗争中立功赎罪。使本报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报纸。因此，本报同人迫切地需要各位从和毛主席会见所得到的鼓舞与领会来提高我们的战斗力。”
果然，这些受到毛泽东接见的知识分子，反右派的斗志被激发出来，对于文汇报的批判进一步深入了。
见过一次面，就被毛泽东称为“老朋友”的复旦大学教授谈家桢首先把自己的错误与文汇报挂钩，说：“当时各方面的压力大，特别是文汇报的气焰嚣张。四月初吕文约我写稿，要我鸣。我还好，没鸣出毛病。”听上去有一种劫后余生的侥幸。其实，谈家桢的“鸣”还是“有问题”的。他在鸣放时，对于遗传学中因为政治因素，独尊苏联米丘林一派，抑制摩尔根学派，提出批评，认为这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许多人就因为这个问题，后来被打成了“右派”。
谈家桢进而揭发说：“在过去一个时期里，文汇报与复旦大学的右派是血肉相关的。”“最近一个时期的文汇报，我还不满意。我要谈一件事，这可能是采访部同志的疏忽。上星期六生物系第三次斗争张孟闻，火力很猛，特别是苏步青副校长参加了，对张的丑恶面目揭发得很彻底。苏步青揭发：孙大雨所诬指的反革命分子名单曾放在张孟闻家里达一个星期之久，并且张孟闻还同意了其中一部分。苏步青说张孟闻是杀人不见血。张孟闻听了很震动。同时，工人也很愤怒，一位汽车司机揭发张孟闻和孙大雨密会的情况，张孟闻住的宿舍的一位工友说：孙大雨每星期都打电话给张孟闻，讲的是英文。这些材料是最有力的，而文汇报的消息中却漏掉了。”张孟闻是著名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曾留学法国，一九四二年到复旦大学，在谈家桢之前担任过生物系主任，复旦大学生物系能挤身于国内先进行列，有他的一份心血。他后来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调往黑龙江大学。
笪移今说：“文汇报刊登了复旦大学右派分子张孟闻、王恒守的文章，在复旦是很有市场的，甚至四川也有人来信支持他们，可见确实迷惑过许多人。”他要求《文汇报》组织文章深入批判王恒守，“因为王恒守是一向挂了科学的招牌来偷运反对马列主义的私货的，搞得很隐蔽，一时不易识别。不像陈仁炳孙大雨恶劣得很明显，明眼人一看便知，而且王恒守开口科学闭口科学，俨然大师。……据说直到现在恐怕还有一些人受他欺骗，尚未完全改变对王恒守的看法。这就说明像这样一类的文章，必须深入的分析批判，以正确理论来反击谬论，才能把毒素彻底洗清。做到了这一点，文汇报才能说真的还清了债。”王恒守，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曾留学美国哈佛研究生院，专攻理论物理学。鸣放时，他曾发表文章说：不能因为说了一句“天晓得”就断定这个人就是唯心主义者，同样，不能因为牛顿说了一句那个行星在最初围绕太阳转的时候是由一股神力推动的，就断定牛顿是唯心论。他还否定生吞活剥的学习苏联，提倡教授治校。（见1957年4月25日《文汇报》）
束世澄则认为“文汇报到现在还在包庇右派分子”，证据是：“华东师大在揭发‘楚歌’的幕后人戴家祥的大会上，我的发言有三点，前面二点特别重要。第一点是质问戴家祥，他写给历史系党员的信，原稿给曹汗奇、路永明两位先生看过，而且曾经修改过，为什么不叫他们签名，这究竟是什么把戏？其次当我最初要戴家祥检讨的时候，他冲口说出沈志远脱不了责任，沈志远说过要大鸣大放，如果怕打击报复有民盟撑腰。但这句话戴在后来不说了，却改口说情愿坐牢。现在看来，上海的大火，沈志远的确脱不了干系。可是偏偏这二点文汇报就没有登，光登了我讲的第三点要戴家祥详细交代‘楚歌’的内幕。而解放日报是全部登了的。”束还说：戴家祥“一向在说了几句好话后，总要带上一句坏话。当时我不过以为他思想落后，不疑其他。现在知道他一贯反对党，他讲好话未必是好，坏话才暴露了他的真面目”。戴家祥是华东师大教授，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早年入清华国学院，师从王国维。华东师大“楚歌”事件，缘起该校一位历史系资料员赵明义，化名“楚歌”写了一篇《告全体同学书》。戴家祥晚年自叙中写道：《告全体同学书》“煽动同学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市公安局派方明同志协助破案，赵明义自己也承认。但是，有人不满足于这样一个小右派，声言要抓头面人物，说赵明义受人唆使。七月一日华师大万人大会上栽赃诬陷，说那篇文章是我给的稿子，从此蒙冤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一年摘帽。”（见《戴家祥自传》，《当代社会科学家》1985年第6辑）
导演郑君里提到文汇报与电影界的问题：“现在回忆起来，种种迹象不能不使人怀疑当时在右派分子把持下的文汇报所举行的电影讨论，是和上影的五次座谈会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援的。也很可能就是罗隆基与陈仁炳等人所指挥的对党进攻夺取领导权的整个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这也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导演沈浮说：“上影是陈仁炳与吴茵内外勾结，放了五次火，闯了大祸。”
电影演员黄宗英说：《文汇报》发起的电影讨论“在群众中造成人民电影一团糟的印象。其实我们的五年计划也提前完成了，上缴利润也不小。这次展览成绩也很突出，卖座率打破历史记录，观众反映很好。‘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想看看文汇报怎么把电影问题讨论来收场。文汇报巧妙的滑过了这一关。只是冷冷的发了一些小消息。为什么不宣传好的呢？文汇报把我们糟蹋了一阵，对宣传好的就不热情，这太不公道了。这不是立场问题是什么呢？”
一九五六年秋冬上影的五次座谈会是在“双百方针”的精神下为改进上影工作而召开的，创作自由、党群关系等是座谈会上谈得最多的两个问题。《文汇报》则几乎在同时，发起“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公开为国产片“诊脉”，并以钟惦棐《电影的锣鼓》为讨论小结，动机也是可圈可点。经过反右，上影五次座谈会的积极分子——“放火女将”吴茵、“反党阴谋家”马国亮、“伪君子”项堃、“不出面的主席”白沉等被揪上反右斗争台，经过近二十次的斗争座谈会，他们的“丑恶面目赤裸裸暴露出来了”。罪名是借帮助上影改进工作为名，把座谈会引向对党的攻击、对电影事业的诋毁。撰文参加《文汇报》讨论的吴永刚、石挥和《文汇报》有关记者编辑梅朵、姚芳藻等也成为右派。上影共揪出右派四十六人。石挥投河自尽，年仅四十二岁。与吴茵通信的一个女影迷也被打成右派。
此前，吴茵主演的《乌鸦与麻雀》，在一九五七年四月获文化部优秀影片评奖（1949–1955）一等奖。马国亮曾主编《良友》画报，解放后在上海美影厂做编剧，任民盟上影主任委员。项堃曾在《南征北战》中扮演张灵甫。白沉一九五五年导演的影片《南岛风云》获文化部优秀影片（1949–1955）二等奖。吴永刚三十年代就编导了《神女》、《壮志凌云》等进步电影。有“话剧皇帝”之称的石挥，敌伪时期就把苏联作品《夜店》改编拍摄为电影。他于一九五〇年自导、自演的影片《我这一辈子》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曾获文化部私营厂优秀影片（1949–1955）二等奖。1954年导演的影片《鸡毛信》，荣获一九五五年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是最早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儿童故事片。
高度概括非常精到
据说，就在这次接见中，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请教了一个问题：假如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答道：要么关在牢里写他的，要么他识大体一句话不说。此事经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黄宗英作为当时在座者，在《南方周末》撰文证实了这一情节。（见2003年10月21日《南方周末》）
关于这件事情的真伪，前几年国内有许多学者曾经有过讨论。尽管其真伪难以定论，但并不影响大家对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关注，也不影响大家对被接见人士有何感想的兴趣。当年，罗稷南在《文汇报》组织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全文如下：
我有机会谒见我们国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诗人，我感觉荣幸，兴奋而又惭愧。
从右派的谩骂和诽谤中，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目标：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
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路？为了这个问题，我们打了二十多年内战，八年外战，流了无数鲜血，牺牲了无数生命财产。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乃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选择的结果，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而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乃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这任务是非常艰苦的：要把我们的贫穷落后的祖国变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正在艰苦奋斗的过程中，而末路政客，残余军阀，以及一些知识界败类，却站在旁边说风凉话，扩大我们的缺点，以便于他们投机取巧，争名夺利。
右派分子当然不过是些苍蝇蚊子，扑灭并不困难。要紧的是讲究卫生，否则物腐虫生，那也是很可怕的。
我们知识分子在这样变动的时代必须有坚定的立场，信仰社会主义，才经得起风浪，否则，无所信守，时常处于费孝通所谓“小春天气”之中，“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这种患得患失的精神状态是可怜而又有害的。（见1957年7月12日《文汇报》）
从这段干净的文字看，罗稷南大概是事先写了发言稿的，不像有些人士发言明显的口语化。而且罗稷南的概括能力特别强，譬如他对于右派分子的归纳：一为“末路政客”——应是指的章伯钧、罗隆基一类；一为“残余军阀”——应是指的龙云、黄琪翔一类，一为“知识界败类”——应是指的曾昭抡、费孝通一类。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看到这么“精到”的“冠名”。但经他这么一归纳，右派立刻变得更加令人鄙夷了。罗稷南还说右派就跟“苍蝇蚊子”一样，“扑灭并不困难”。这样的话语，总让人感觉到他对于当时的反右心中似乎并没有太多抵触，那么，他那句对领袖“具有潜在的危胁性”（周海婴语）的发问是怎么来的呢？因为问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他觉得当时的环境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很恶劣，所以才有“假如鲁迅活着会怎么样”的提问。也是要“将”毛泽东一“军”的意思吧。可看他事后的表态，又不像。或者跟所有被接见的知识分子一样，都被毛泽东那句“关在牢里”的回答吓坏了？
晚年，黄宗英撰文回忆说：当她亲耳聆听到毛泽东对罗稷南“鲁迅活着会怎么样”的回答后：“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上海话，意为：你是否听清楚要关进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意为：[听]清楚没听清楚，[你就]当它没这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见2003年10月21日《南方周末》）行文虽然很生动，可跟她当年的回忆相去甚远，不知哪个更接近事实。
透过四十年的时光，回望当年这件事，并没有让人产生后知后觉的优越——因为今天的觉悟，浸透了前人的血泪。这些知识分子中，若干年之后，在这场恶因之后产生的巨大恶果中，都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摧残。有的被反复揪斗，有的身陷囹圄，有的死于非命……，以至于我们都不忍再引用他们的言述……。可是，历史需要反思和铭记的情节却不在少数，这是驱使我们重提旧事的原因。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小草繁花阁
注：毛泽东与上海各界人士会见细节均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二日《文汇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