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李鹏亲自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宋平(当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健(当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任副主任。到了1988年4月李鹏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时,这个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就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接任。1989年4月3日,李鹏主持中外记者会。当荷兰记者提问道:“在人大刚开会时,一些人大代表对三峡工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我想问李鹏总理,您是否不管有什么情况,还继续搞这个工程?”李鹏请在场的姚依林回答这个问题,并介绍说,他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表态说:“三峡工程现在有争论。主张建设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要经过详细的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5年之内是上不去的[7]。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因此现在不必花很大的精力去争论。将来如果要上三峡工程,肯定要经过人大批准的。”1989年4月3日距离6月3、4日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六四屠杀改变了一切。如李鹏在《三峡日记》中所写,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江泽民第一次出京考察的时间是1989年7月22日,离1989年6月4日只有47天。笔者以为不是江泽民在这47天中产生了要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而且是当上总书记后的第一要务,而是江泽民在接受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人担任总书记时接受的必要条件。
1990年7月6日至14日,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新华社7月6日发布题为《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在北京举行》的报道,出席会议的有李鹏、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秦基伟、程子华、阿沛.阿旺晋美、孙孟起、王丙干、宋健、邹家华、李贵鲜、陈俊生、王任重、周培源、钱正英等。
请读者注意一下中共领导人的排序,国务委员邹家华排在国务委员王丙干、国务委员宋健之后。7月13日,江泽民、李鹏、姚依林等接见了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专家并与他们一起照相。晚上,江泽民、李鹏、姚依林等招待与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在餐桌上周培源先生最后一次劝阻中共最高层,在三峡工程决策上要谨慎从事。周培源先生说,明天李鹏总理可能要对三峡问题表态,但是还有些问题研究得不透,一是三峡库底有无矿产资源,二是人防安全问题。但是江泽民、李鹏等不听劝阻,依然一意孤行。1990年7月14日,李鹏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汇报闭幕会。在这个会议上决定将《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交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同时决定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由邹家华任主任,王丙干、宋健、陈俊生任副主任[8]。就在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九天中,邹家华在党内、在国务院内的排位升到王丙乾和宋健之前。可见,“临危受命”,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是邹家华仕途上再进一步的关键。
1990年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9]称,今年七月,国务院听取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关于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情况汇报,并同意将重新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交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鉴于一九八六年组成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工作变动,需作适当调整。经国务院批准,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干、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务委员陈俊生担任副主任。水利部部长杨振怀、农业部部长刘中一、能源部部长黄毅诚、交通部部长钱永昌、机电部部长何光远、林业部部长高德占、建设部部长林汉雄、地矿部部长朱训、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国务院副秘书长刘仲藜、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光健、国家科委副主任蒋民宽、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振干、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国家地震局局长方樟顺、国家土地局局长王先进、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担任委员。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继续写道: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水利部(不另增加编制),负责审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振怀(兼);副主任:陆佑楣(能源部副部长),张春园(常务,水利部副部长)。根据工作需要,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聘请若干专家为顾问。
图4:邹家华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原来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姚依林在1989年4月3日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表态说,三峡工程在今后5年之内是上不去的。从1989年4月3日到1990年8月22日不到一年半时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自食其言,又要推动三峡工程上马。如果此时还是让姚依林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再遇到外国记者刁钻的提问,场面会非常尴尬。所以李鹏还是另选他人,这一次李鹏挑选邹家华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为邹家华晋升副总理和中共政治局委员做准备。
在李鹏和邹家华挑选的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成员中,有许多人是留学苏联(或东欧)的同学。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1986年6月下发的15号文件指定由水利电力部重新提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精神,水利电力部组成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最初的领导小组组成如下:
图5: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名单,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后来水利电力部重新拆解,改为水利部和能源部。1988年3月钱正英卸任水利部部长,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到1990年8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是水利部部长杨振怀,副组长是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潘家铮任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水利部副部长张春园等为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
前面已经提到,如果将审查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与中国的高考制度相比,水利电力部提交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就是考生参加考试,杨振怀、陆佑楣、张春园等等都是考生。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是审批考卷的考官。水利部部长杨振怀是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又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杨振怀既是考生又是考官,还是高考办公室主任;陆佑楣是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又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陆佑楣既是考生又是高考办公室副主任;张春园是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又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春园既是考生又是高考办公室的官员。这样的高考能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吗?这样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审查能有一个让人放心的结果吗?如果将审查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与一场体育比赛相比,杨振怀、陆佑楣、张春园等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样的比赛能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吗?
这样的三峡工程决策程序,这样的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的组成,这样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道的审查,将来一定会作为反面教材写入史书的,这是在中共统治下典型的既当考生又当考官的实例。
1991年4月8日李鹏提名邹家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1991年7月9日至12日,邹家华领导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十个预审组的意见。8月3日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一致通过了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议国务院及早决策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大审议[10]。
邹家华按照李鹏的意愿和计划安排完成了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但是任务并不完成得十全十美,留下了一个中共不依法治国的实际案例。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分十四个专业组,其中一个专业组是生态与环境组,他们同时承担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的评估。生态与环境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为了避免与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矛盾,生态与环境组组长、中科院院士马世俊建议在后面再加一句话,一些不利影响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的。生态与环境组顾问、中科院院士侯学煜不同意增加这一句话,侯学煜和陈昌笃没有在生态与环境组的报告上签字。生态与环境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一些不利影响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的。
显然江泽民、李鹏等,包括邹家华,对这个结论很不满意。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在一致通过了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后,由副主任宋健出面,以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大纲未经批准为由,要求重新编写报告。于是组成了三峡工程论证生态与环境II组,重新编写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生态与环境II组将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改为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完成了中共交给的任务[11]。
1992年2月17日曲格平领导下的国家环保局批准了新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请读者记住国家环保局批准的日期,是1992年2月17日。
六、邹家华为李鹏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做说明
1992年1月17日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邹家华做的关于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审查意见,同意兴建长江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2]。
1992年1月17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尚未得到国家环保局的批准。曲格平领导下的国家环保局在一个月后,也就是1992年2月17日才批准了这个环境影响报告书。国务院在没有正式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情况下,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989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施行)。事后李鹏也知道1992年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所以在《李鹏三峡日记》中就没有1992年1月17日的日记,没有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记录。
图6:1992年2月17日邹家华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汇报关于三峡工程委员会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审查,图片来源:《李鹏三峡工程日记》
1992年2月2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国家环保局在四天之前批准了新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没有再犯国务院的程序错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邹家华做了关于三峡工程的详细汇报。1992年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同意建设三峡工程,由国务院将议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代表共2940人。3月16日李鹏代表国务院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递交了关于申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
3月20日上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举行开幕式,由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万里委员长主持,听取了李鹏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3月21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大会,由大会执行主席陈慕华副委员长主持,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关于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2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干关于1991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2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这一天邹家华也够忙的,要做两个报告。好在邹家华做报告,只要照本宣科就可以了。就是做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有人大代表没有听懂,也没要机会发问,要求进一步解释的。
邹家华在做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时说,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的选择,涉及工程的规模、工程效益、水库淹没和泥沙淤积等重大问题。国务院于1984年曾原则批准正常蓄水位150米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同年重庆市政府向国务院报告,要求将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便万吨级船队能直达重庆港。交通部门也持同样的看法。在重新论证和审查中,根据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分别对正常蓄水位150米、160米、170米、180米,以及“两级开发”和“一级开发、分期蓄水”等六个方案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和经济。考虑到三峡工程首先应当满足中下游的防洪要求,万吨级船队能够直达重庆港,泥沙淤积问题的处理要有把握,以及库区人民不希望水库在防洪运行时因超蓄而造成临时搬迁等因素,最后确定,采用水库正常蓄水位175米,大坝坝顶高程185米和“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建设方案。
邹家华说明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和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的为决策提高依据的真实目的:就是在正常蓄水位150米、160米、170米、180米,以及“两级开发”和“一级开发、分期蓄水”等六个方案(笔者注:其实是八个方案)中,挑选一个方案。这个方法似乎非常民主,非常科学。但是仔细一想,无论是挑选哪一个方案,都是建设三峡工程,唯一的差别就是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的高低。这是一个骗人的游戏。
建设三峡工程是已经决定了事情。就在1986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前,1986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13]。从1986年6月以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以及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审查,都不涉及决策,而只是涉及工程的几个技术和经济指标问题。最后决定三峡大坝坝顶高程185米,在技术上可以蓄水至150米,或者160米,或者170米,或者180米,甚至可以到183米。同样,今后三峡大坝也可以向丹江口大坝一样继续加高,加高到200米,甚至更高,因为坝高只涉及技术和经济问题,而建设三峡工程是政治问题。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国务院的兴建三峡工程议案进行投票表决。虽然出席第五次会议人大代表共2940人,但是出席4月3日投票的只有2633人,有307名代表没有出席闭幕大会。投票的结果竟然有177票反对,664票弃权,更有25位代表退出会议大厅未按表决器,投赞成票的1767票。有约三分之一人大代表没有投赞同票,这在中共人大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次。三分之二的人大代表投票赞成建设三峡工程,这与全国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的比例一致。1992年3月18日中共召开人大和政协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李鹏主持。江泽民做主题报告指出,中共中央和他本人都为三峡工程投了赞成票。要求党员代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中国人大党员代表中多申纪兰这样的人,几十年来都只会投赞成票。而非中共党员代表,多投了不赞成票,如余秋雨的夫人马兰,如香港吴康民先生,都投了弃权票。马兰投弃权票的消息是余秋雨透露的。吴康民先生则在几年之后表示,在早前的论证会议上,有的反对派,即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人,都不让参加。有份参加的,但最后没有在论证书上签名的,也有十几位专家。在那一次大会上,我们已经感觉到当局上马的决心非常坚决,但大会的气氛仍然十分紧张,令会场内外都议论纷纷。然而,在我们这些港澳代表之中,没有一个是水利专家,甚且连学土木工程的人也没有,当然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事实上,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一切都要由领导人拍板定案。过去,社会上有一句顺口溜: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领导人的讲话。现在,这种风气祸延至科学论证,变成科学论证也不如领导人的讲话。”科学论证不如领导人的讲话,这是吴康民先生对三峡工程决策的评价。
图7:1992年4月3日第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对国务院兴建三峡工程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结果有约三分之一人大代表没有投赞同票,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七、邹家华与三峡工程的军事安全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1990年8月22日邹家华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之后对三峡工程的事情特别上心。
1991年6月初邹家华率国务院三峡考察团和国家防汛总指挥部检查团成员考察三峡建设和洞庭湖综合治理问题[14]。
1991年6月9日邹家华在《关于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考察三峡工程情况的汇报》上批示;6月22日江泽民在这个汇报上批示。
1991年6月15日邹家华写信给江泽民、李鹏,主要谈了三峡考察情况及三峡工程移民问题。邹家华建议扩大三峡工程移民试点工作,并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移民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领导这一工作。江泽民、李鹏分别在信上批示表示同意。
1991年6月30日邹家华在国内动态清样《四川决定加快三峡工程移民进程》上批示。江泽民、李鹏在报告上圈阅同意[15]。
这里谈谈《关于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考察三峡工程情况的汇报》。
1991年初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为惩罚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多国部队,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优势,打击伊拉克,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当时埃及、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支持美国反对伊拉克,这使得伊拉克总统侯赛因十分恼火。他准备用导弹摧毁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引起巨大水灾,报复埃及。但伊拉克导弹的射程不够,必须将导弹调到与伊拉克为友的苏丹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方面立即作出回应称,如果伊拉克敢对埃及、特别是阿斯旺大坝发动攻击,或者将导弹调到苏丹威胁埃及阿斯旺大坝,美国军队将在伊拉克军队调动导弹前往苏丹的途中,全部击毁。其实,伊拉克部队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的卫星和预警飞机的监视下,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导弹专家钱伟长教授从海湾战争中的阿斯旺大坝的安危想到了中国正准备建设的三峡大坝。钱伟长教授在《从海湾战争看三峡工程》一文中指出了三峡水库溃坝的危害,长江下游六省市将成泽国,几亿人将陷入绝境。同时也指出,三峡大坝将成为外部敌人威胁的目标。面对目前的导弹技术,三峡大坝的防御是不可能的。因此,钱伟长教授建议,三峡工程是千万不应上马,否则就是干自铸达摩克勒斯剑的蠢举。他的结论是:“我们绝不能花了几百亿或几千亿人民币来修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给我们的子孙背上包袱,成为外部敌人敲榨勒索的筹码。这里启示我们,在和平还没有保障的国际形势下,三峡工程是千万不应上马的。”[16]
钱伟长教授的《海湾战争的启示》一文,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至1992年3月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三峡工程长达33个月期间唯一一篇公开发表的对三峡工程建设发出置疑声音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后就受到官方媒体的强烈质疑,特别是来自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备处和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钱伟长感到事情不对,就收回了他从海湾战争中得到的启示,转而表示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还专程去三峡坝址道歉[17]。为此钱伟长教授还写《考察三峡工程情况的汇报》上报党中央,送到了邹家华的手中。经江泽民批示,放过钱伟长教授一马。从此之后,钱伟长教授再也没有发表“在和平还没有保障的国际形势下,三峡工程是千万不应上马的”这样的言论。
1992年3月21日邹家华在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上做《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中有一段是论述三峡工程人防问题的。邹家华说:“关于战时三峡工程大坝的安全问题,从五十年代起就进行了大量试验研究。减轻遭核袭击溃坝产生的洪灾损失,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是在出现战争征兆时,降低水位运行,或放空水库。三峡工程设置有低高程、大流量的泄水建筑物,必要时可在一个星期或十天之内,将水库水位降低至一百四十五米或一百三十米。此时,水库库容仅一百零三亿立方米至一百七十亿立方米,万一溃坝,影响大为减轻。三峡水库下游有二十公里长的峡谷河段,对溃坝洪水起约束、缓冲和消减作用,有利于减轻洪灾损失。在大坝遭突然袭击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据溃坝模型试验,溃坝洪灾损失是严重的,但由于狭长峡谷所产生的缓冲作用,可以减轻危害,不致造成荆江两岸发生毁灭性灾害。[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