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作者们困惑的不只是模糊的规定、暧昧的平台，还有读者。

小武认为，网络文学在中国能够获得大量的读者，根本原因是中国普通百姓获得快乐的成本很高。“在中国普通人想要放松一下，读这种文章的话门槛就比较低，一个手机，有网，有时候充十几块钱就可以享受服务了，但现实社会中你就跟朋友去一次KTV他也要消费好几百块钱，在这种比较逼仄或者压抑的社会状态下，又没有排解或放松的渠道，所以才有大量人涌入网络小说或者抖音这种网络视频的渠道，这其实就是一种低成本获得快乐的渠道。”

已经读研究生的李华喜欢看网络小说。她坦率地承认，“我有时候就是想体验一下这种单纯的感官刺激，我觉得这也是人类的本能。“她现在在国内一个网文平台阅读，阅读不收费，但有广告。嫌看广告烦，她还是购买了会员，“一年也就100多块钱”。

但对肆月舒来说，读者也正在成为审核系统的一部分。这个风气其实2019年晋江文学城在一次“被喝茶”后引入的机制，鼓励读者去举报作者，以帮助平台完善审核机制。

“现在发展成读者要干涉你写的内容，比如你写一部校园恋情小说，但还想写他们从学校毕业后的发展，那你需要在作品前面打tag，如果你不打tag，就会有读者投诉；或者我写A和B的感情，然后我又引入C，但有读者不喜欢C，他就要举报你。”肆月舒觉得自已本来是就是出于兴趣才写作的，“但我现在既要被系统审核，还要被读者审核，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但在李华看来，因为读者中有许多“小粉红“，网络作者也要向红色转变。她看过一个修仙小说，女主角从现代社会穿越到了一个人们生活很不好的修仙时代，写到三百多章时，作者突然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女主角去穿越，“主要原因是这个女主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不单纯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过得特别好，他希望这个女主穿越过去也把那个世界改造成这样的社会”。

李华说：“我看了以后红色教育真的是入脑入心入肺，要么就是红色基因本来就是在这些作者身体里面，真的很恐怖。”

肆月舒认为，网络风向就是社会风向转变的体现。“读者现在可以因为你写了他不喜欢的人物举报你，将来就可能以你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来抨击你，作者就完全失去了自己创作的自由，也就没什么乐趣了。”

“你自己就可以过得那么快乐，还要我政府干什么呢”

此轮被抓捕作者的罪名多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根据中共《刑法》，这一罪名是指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罪行，通过互联网复制、分享、展示亦属于传播的一种。

而对于这个罪名的量刑标准是2004年出台的一份司法解释。其中规定：点击次数超过1万次或收入超过1万元以上即可立案；点击达到五万次以上或收入达到五万元以上，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区间量刑；如果点击次数达到二十五万次以上或收益超过二十五万元以上，即可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区间量刑。

广东律师陈兆楠对这一量刑标准发表了评论。他以盗窃罪的量刑作为对比，在广东一类地区，盗窃金额在10万元以上，量刑区间才会超过三年；盗窃金额超过50万，才可能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区间量刑。他认为，在同一违法所得数额的情况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往往面临较高的刑期，量刑标准是相对严苛的”。

陈兆楠还提到“海棠“作者的取证难题：如果是境内网站，公安机关可以控制服务器，调取内部数据，但因为“海棠“是台湾平台，公安机关只能依靠前台点击取证，但很多网络平台采取虚构、人为设置点击数的运营手段，导致目前无法获得“海棠”作者的真实阅读数据。

同时，一个作品不可能每个字都涉及色情，是否需要区分淫秽内容的收入与非淫秽内容的收入，以及具有艺术价值的两性描写是否能够定性为淫秽内容，都是需要讨论的。但现实是，鉴定一部作品是否为淫秽色情作品，根据相关规定，是“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指定两名政治、业务素质过硬的同志共同进行，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参加”。

自称网络作品《六朝》作者李鑫（笔名为龙璇、紫狂）家属的一篇博文就对此提出异议：一审在“短短14天内对39部作品总计2亿字书籍的审查——平均每天需阅读相当于23本《三国演义》“，鉴定李鑫的网络作品《六朝》为淫秽作品，“明显违反常识”，并以其在十余年写作中获利30万元，判处10年有期徒刑。

网络热议的焦点还包括量刑的起点仅从5万次开始，但以被抓捕的海棠作者“远上白云间”为例，其十年累计的点击量早已超过这一标准数千倍。

小武认为：“中共就是定一些入刑标准非常低的罪名，我觉得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来钳制老百姓的生活，让你觉得时刻有一种很容易触犯法律的可能，让你形成一种恐惧感。”

肆月舒对此深有感触：“我第一次被删文就感受到了审查制度和它的恐惧性，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你这个人不存在了。因为网络社会上是不能脱离信息存在的，如果你的信息都没了，你就直接消失了。”

谈到网文“扫黄“的原因，李华的感受是，“就像大学生夜骑事件后来被禁一样，中国政府就是不希望你有未经允许的高兴，你要高兴也必须在它规定的方式里，为祖国强大高兴，为高铁又开通一条高兴，但你不能自娱自乐。你自己就可以过得那么快乐，还要我政府干什么呢？”

“道德越紧，反弹越大。”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晓蕾在评论《金瓶梅》产生的时代背景时这样写道：“当道德过于高调严苛时，文学却要为人性辩护，争取生存的空间。这也是明代色情小说泛滥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几次重演类似的场景，比如文革末期，大量流传的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和《少女的心》。

李华觉得，这个景象可能还会重演。“就像小孩子，你越不让他动的东西，他就越想去动。你要去做一件社会上禁忌的事情，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刺激。”

小武提到，大约十年前，微博上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被以“嫖娼“的名义抓捕或判刑，可以看做看似“道德至上“实则“恐怖治国”这一逻辑的开端。只不过，那时大家还可以讨论一下案件的审判是否公正，但如今，这些案件连被讨论、甚至看到的机会，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