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官员出访时不像西方领袖习惯带着大批企业界人士随行，华为却成为极少数与中国领导阶层共同出访的厂商之一，例如2000年副总理吴邦国带着任正非同行出访非洲，也为华为在非洲铺路，成为华为日后赢得埃塞俄比亚以及尼日利亚等国大合约的关键。《华尔街日报》统计中国政府对华为的补贴，高达750亿美元，形式包括补贴土地、国家信贷担保、税负减免等等，其幅度让即使习惯政府补贴的日韩台各国也为之咋舌。

华为因此获得从俄罗斯到也门的生意，员工从酷寒到高温、高海拔，“烈日当头，停电，酷热难熬，睡在地窖”，华为员工为了开疆拓土吃尽苦头。1999年，华为进入非洲，在肯亚建立行动通讯网络。华为员工后来在内部刊物《华为人》回忆，“旅馆房间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洗澡设施”，不仅饮食不适、孤独折磨，还感染疟疾。“矮矮黑黑的小屋子里，上下铺七八个人挤在一间……我们房间前面一破屋就是客户的营业大厅”。《华为人》中充满此类吃苦耐劳的故事，是任正非最自诩的奋斗精神，这或许才是华为真正引以为傲的组织文化。

台湾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中共的政经体制缺乏理解

除此之外，台湾关于中国企业的个案教材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中共的政经体制缺乏理解，经常用理解台湾或西方企业的方式去理解中国企业，往往谬之千里。例如在中国，即使是外资企业如富士康与三星内部，也设立共产党组织，而且中国将之明文规定于《公司法》中：“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再比如自2013年起，中国共产党对于媒体、短影音平台与互联网公司拥有1%股份的否决权，中共即使仅有1%股份，也对企业的决策具有否决权。2014年，又扩大到所有国有企业，然后是金融平台相关企业。中共对这些企业的决策，都享有最高的否决权。更不用说《国家情报法》规定，所有社会团体、企业组织与公民都负有“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的义务”，这也让华为与字节跳动等公司再三强调的“即使中共要求，也不会交出企业资料”承诺变得不可信。

以公司治理来说，华为最知名的特色，也是其再三宣传的：华为属于华为投资控股公司所有，是100%员工持有的民营企业，由华为投资控股公司工会委员会和任正非两名股东组成，其中华为投资控股公司工会委员会拥有超过99%股权，任正非仅有不到1%（见图一）。华为透过工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员工因此享有令人艳羡的分红。华为甚至在官网放上一篇研究，说明员工持股计划是华为高生产力的重要原因。

华为是完全由员工持股所有的大企业殊为奇特

但事实上，员工部分持股的企业虽然很常见，但是像华为这样100%由员工所有并管理的企业，则如凤毛麟角。在人类历史上，为何总是资本雇用劳动，而非劳动雇用资本，本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关键议题。少数员工所有的公司，多属于强调人力资本的专业服务公司，例如律师与会计师事务所，但也因此多采用合伙制等相应制度。

相对的，像华为这样大型制造商完全由员工持股并管理的企业历史上寥寥可数，苏联、南斯拉夫与中国曾经有类似的集体企业，最后均以失败告终。西方真正如华为这样完全由员工持股与管理的企业也十分罕见，主要是因为缺乏效率（Oliver Williamson）、市场失灵（Gregory Dow）与投资短视（Eirik Furubotn和Svetozar Pejovich）等问题，这让华为的案例显得稀有且可疑。

华为全名是华为技术（Huawei Tech），是一个旗下有70余家子公司集团的统称。华为曾多次对媒体展示，在深圳总部的一个房间里，一个玻璃柜下放着10卷厚厚的蓝皮书，其中包含据称是该公司唯一股东的10多万名员工姓名。华为多次向美国《时代》杂志与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记者展示了蓝皮书内登记的姓名、身份证号码、部门和拥有的股份数。华为表示，这些证据清楚表明，其所有者是员工，而不是国家，华为是百分之百的民间企业，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毫无关系。

华为员工分股，最早可以回溯到1990年；但是到了2001年，华为施行“虚拟股票期权办法”，员工放弃股票，改为持有虚拟股票。换句话说，华为所谓的员工持股，是一种虚拟持股，而且并非所有的华为员工都能持股，华为将之作为一种激励机制，表现优异的员工有机会加入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份的员工可以分享公司的利润，但是无权管理公司的事务，而且规定离职时必须强迫以低价卖回给华为投资控股公司。2003年华为投资控股公司成立，所有人股票移转至此，成为今日所见的华为股权结构。

不过要注意的是，在政府资料网站上，华为投资控股公司的人数仅有99~499人，连具体人数都查不到。无论如何，这和华为十多万员工所属的工会委员会差距甚大，但是没有任何公开资料说明华为工会委员会和投资控股工会之间的关系。华为表示工会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华为从未透露该工会的内部治理结构，例如工会领导人是谁？代表如何选出？华为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外界无从得知更进一步细节。

而且根据中国法律，工会委员会应该听从上级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而中华全国总工会又必须依法听命于中国共产党（事实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下属机构），因此这代表华为对外宣称的最高权力机构工会委员会，必须听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华为所谓的员工所有，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性质的分红计划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华为所谓的所有股票归属员工所有，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性质的分红计划，而不是所谓的员工所有并管理的公司，这反而解释了为何华为没有出现前面俄国、中国和南斯拉夫等历史上，以及财产权理论上员工管理企业（labor-managed firms）的各种问题，因为华为根本不属于员工管理的企业类型！华为的宣传反而蒙蔽了其公司治理的本质。

2011年起，任正非据称受到James Belasco和Ralph Stayer合著的《Flight of the Buffalo》影响，华为开始采用轮值主席制，由三位董事轮流担任董事长，每六个月轮替。轮值董事长在当值期间是公司最高领导者，主持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常务委员会，也称为轮值CEO制，任正非的角色则是辅导与指导三位轮值董事长。尽管决策由轮值主席决定，但是Juro Osawa发现，即使是董事会的决策，仅持有不到1%任正非对任何决策也有否决权，也让人对华为不透明的公司治理机制充满疑问。

沈荣钦，作家。法国INSEAD博士，对市场与企业组织感兴趣；庄皓钧，政治大学科技管理博士，对创业议题有浓厚兴趣，本来想进学术圈，却意外地踏入不同产业新创公司，但仍持续做研究，希望能将个人的学术素养及科学精神推广至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