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1949年后近三十年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破产，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并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邓小平就曾在1980年对美籍华人朱传矩先生说“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

然而，在意识形态破产后，造孽太深的中共是不可能有道义上的勇气真正地改弦更张的，而只是在坚持政治高压以维持其专制权力的同时，在文革以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法制方面的改良以图自救，试图通过经济发展的方式来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从而维护一党专制。这就是人们所称的中共的政绩合法性策略。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改革开放方针，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向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方法为被计划经济体制扭曲了的中国经济松绑。但是随着1989年江泽民的上台，中共的改良自救被他彻底葬送了。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停止，尚未启动的政治改革从此完全消失了踪影。

恶性循环中的执政困境

仓促上台、无权力基础的江泽民正是遵循希特勒的教诲，以放手腐败为策略，用共同犯罪来建立和捆绑自己的权力基础的：变“发展是硬道理”的市场经济改革为“官商主义”的经济模式，以变官为商的方式迅速形成利益集团来得到贪官群体的拥护，而各级官员也都是理想缺失，没有任何正义可言，迅速地造成了江氏腐败体制权力上的膨胀和经钱上的暴发“奇观”。就这样，腐败这个毒瘤不断加剧，迅速弥漫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与此同时，江氏腐败体制的产生与漫延，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深化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危机；不想且不能改正错误而又要专制独裁，坚持政治高压、极端地维稳，也就成为恶性循环中的自然选择了；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也被江泽民的“将一切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政治异见（包括被江泽民和中共认为有可能在将来成为挑战力量的团体和个人）都受到了残酷无情的极端迫害，政治体制被畸形扭曲，法律尊严被无情的践踏，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不断扩大，还不必要的消耗了大量的国力。

就这样，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但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筹码，而且成为江氏腐败性体制的物质基础。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有可能给体制性腐败继续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有可能给极端的维稳提供资金以及借口。而且，以贪腐权力为中心的各个利益集团“雁过拔毛”的运作方式，以及极端维稳的经济负荷，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刚性要求；一旦经济增长不能保持在8%以上，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实体经济，经济严重萧条，失业大增，执政合法性不保。这就是刚性的“保八”政策的真正由来。

退无可退的“人造增长”

从事实上看，从中共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释放了人的本性，在市场调节之下的自发现象，而是在一个仍然是经济权高度集中的，由政府行政力量导控的“人造增长”。

这样的“人造增长”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前苏联战后的高增长就与其颇为相似。从1950～1984年，前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9.9倍和14倍，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1951～1980年间，前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7.4%和8.7%，明显高于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4.0%和4.6%的发展速度。到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80%。从经济实力看，这时的苏联已从取得政权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众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基本上无失业，政府提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几卢布，其中还包括了供热费、电话费和水费。很多人都能外出渡假。物价普遍较低。但这一切，都建筑在政治强制、超高积累和资源高消耗基础之上。

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共政府放开了商品市场，同时引入了许多市场经济的手段，如股市，一定程度上容许私人经济，这往往给西方观察家产生错觉。但是比前苏联更甚的是放手腐败后使得经济被逼迫得不得不在高速上运转，这就使政府的行为愈发带有短期性。

在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通过财政或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使其尽量少的受衰退的影响。但是这些政策的使用都有一定的限度，因为许多政策在短期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同时会有长远的负面作用。比如大量发行货币，虽然可以一时间增加投资和消费，使经济短期内不会回落，但是将由此产生政府赤字上升，通货膨胀等难以驾驭的问题。作为对付危机的第一波反应，中共2008年11月的4万亿人民币和2009年2月美国奥巴马政府签发的近8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旗鼓相当，可是中国经济的总量不到美国的一半，而美国还是危机的发源地。按经济总量的比例算，这种做法显然是无视本国经济体系健康的饮鸩止渴，但是在腐败和维稳的需求之下，这样的反应就可以理解了。

严格的说，这种刚性的高速增长不是中共的一贯的执政思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以经济增长换取执政合法性，并没有走到必须年年保持高速增长的极端。是江泽民上台后，再一次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为了换取官员的支持而打开了腐败的闸门，由此把中国经济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而在这个所谓的“发展”过程中，江氏政权为了追逐物质利益而无视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为了短期的表面繁荣摧毁了社会的物质和人文基础，祭出了文明时代的野蛮“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