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9月，我正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第三动态组（分工负责北京动态，简称“三动”）中担任动态员，也就是每天出去到我联系的一些单位搜集有关单位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大道消息还是小道消息统统搜集起，带回动态组汇总分析，提供井冈山总部作为形势分析和制定战略的参考。同时，油印出版“动态报”发给基层战斗组和交换到校外阅读。

那时，北京社会上已经明确地分成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公社为中心的“天派”（北大反地派，但一般不大参加北航和清华的反地派活动）和以地院东方红和北师大井冈山为核心的“地派”，在社会上互争地盘，互挖墙脚，斗得不可开交。

我在那时是负责文艺院校和一部分社会动态，正在关心当时社会上才出现的“5·16”反周总理现象，涉及到学部以及学部和地派的关系。

8月份，在武汉“7·20”事件之后，一时得意非凡的王力，到了8月下旬与关锋一同被抛出来。随之，经手炮制反军社论的林杰也被揪了出来。这使得天地两派的明争暗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因为，天派这边认为林杰和学部的李广文是地派的“黑后台”。

由于林杰和谭厚兰曾经是同学，而且在文革期间又有紧密的联系，加以林杰的特殊身份（《红旗》杂志社编辑），我们就认定林杰是谭厚兰的后台。1967年8月林杰一被揪出，天派中的许多头面人物就认为：这样一来，师大谭厚兰的“井冈山”必垮。9月初，谭厚兰又以个人名义在中宣部贴出大字报为林杰翻案。更加加重了天派认为谭厚兰在和中央文革唱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