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大非要当场解决。我怕陈阿大闹得太过分，只好打电话把“工总司”头头黄金海叫来劝说陈阿大。黄金海来了，但是劝说无效，陈阿大仍然发疯似地大吵大闹。不得已，我又把杨浦公安分局办公室主任朱朝汉请来，再做陈阿大工作。朱朝汉是老公安，与王洪文也非常熟悉。陈阿大见到朱朝汉，以为朱朝汉是来帮自己的，更加气壮如牛，不停地谩骂。我们三个人一直耐心劝陈阿大，还将王洪文的意见告诉他，说不要太过份了。陈阿大才无奈地表示接受，不过还是将手指着派出所所长，愤愤地说：此事还没有结束，我以后还要找你们算账！

谁都没有想到，陈阿大以后会“平步青云”，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庇护下入了党，还当了党的“九大”和“十大”代表；在张春桥、王洪文的纵容下，在文革动乱时期，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陈阿大，哪里就有“陈表态”，这是市民对陈阿大喜欢乱表态的调侃。

1967年5月17日，上海普陀区发生“武宁路桥事件”，几千人静坐一星期，要求公安局释放造反派头头张宛卿、巩桂堂。同日中午，在上海延安西路33号海格大楼，陈阿大召集造反队开会，读毛主席语录时，将原话“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故意读成“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工人造反队”，然后又说，我就是工人造反队！

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在上海乌鲁木齐北路456号静安区工人文化宫召集“工总司”总部会议，搞了一场“宫廷政变”，抓了“工总司”常委范佐栋。陈阿大原来是紧跟范佐栋的，经常和范作栋一起吃住，关系很不一般。但王洪文抓了范佐栋，陈阿大马上表态，倒向王洪文，表示一切听王洪文的，坚决支持王洪文，深得王洪文的好感。

在“工总司”为庆祝成立半周年召开的“5.9”大会的后几天，上海市区有六个地方张贴了“新工总司宣言书”，内容直指王洪文与上海工总司“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儿子、车子、票子），意思就是“工总司”不为工人办事，只谋私利。“新工总司宣言书”的出现，立即在上海工人造反队队伍中引起激烈反响。“工总司”总部在全市捕风捉影，到处捉拿“新工总司”成员，矛头直指曾经是“一兵团”司令的戴祖祥、“二兵团”司令的耿金章；还怀疑曾被王洪文关进监狱后出狱不久的范佐栋。怀疑“新工总司”是以这些人为主发起的。吓得他们赶紧登报声明自己与“新工总司”无关。王洪文还是非常不放心，派我去卧范佐栋的底，了解他们的动向。结果弄假成真，我莫名其妙地被诬陷为“新工总司”的策划者。此后王洪文也不择手段地对我进行迫害，将我工作单位的革委会和造反队颠覆掉。

张春桥在1967年6月3日的文化广场大会上表态，坚决支持“工总司”，反对“新工总司”。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表态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工总司”所属组织都在全市极力寻找“新工总司”的踪迹和线索，以砸烂“新工总司”为借口，大搞“打、砸、抢”活动，陈阿大成了此造反派内部争斗活动的积极者！

1967年9月1日下午，上海机电一局176家大型单位从全市各地区出发，用几百辆大卡车载着3万多人涌向上海闵行地区，参加“工总司机电一局联络站”主要负责人黄胜亮在上海汽轮机厂大草坪上举行的砸烂“新工总司”的誓师大会，把对立派组织“上海汽轮机厂井冈山”成员吕林福和“上海锅炉厂联纵”成员韩启等人捆绑起来，当场示众。严刑逼供，让吕、韩等人在他们预先准备好的认罪书上签字画押，承认自己是“新工总司”领导成员。在大会上，陈阿大代表“工总司”讲话，说：我只用一个小指头，不需要用大拇指，可以把他们统统打倒。参加大会人员热烈鼓掌，呼喊口号，让陈阿大得意万分。陈阿大还煞有介事地点了我的名，说我是“新工总司”常委，代号“老K”——完全是莫须有。

会后陈阿大的讲话在上海主要马路大量张贴，许多单位的造反队员被打成“新工总司”成员，他们到外滩“工总司”总部申诉告状，我当时在总部办公室办公，他们看到我坐在那里惊奇不已，以为我也被抓了！

为举办“打、砸、抢”誓师大会不遗余力的黄胜亮，后来因滥用职权，不听指挥，被王洪文送进了拘留所。我曾看到黄胜亮的家属跪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室门口，哭着哀求王洪文释放黄胜亮。

而在此大会前的8月1日晚上，王洪文、陈阿大等人就已把原《工人造反报》创办人之一董兴茂、轻工业局王兆良送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最终审查了六个月。范佐栋等闻风逃到北京，后来范佐栋还是没有逃过王洪文对他的迫害，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原单位群众“监督改造”。显然，王洪文、陈阿大整所谓的“新工总司”是蓄谋已久的阴谋。

陈阿大在造反前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普通工人，负责保管厂区消防器材，当了三年养猪兵，但一直不能入党。我们几个造反早的工厂大多在上海杨浦区，文革初期各厂开辩论会，各厂战斗队相互支持串联，所以我1966年文革刚开始就与陈阿大相识。陈阿大中等身材，身体微胖，圆型脸，皮肤白皙，喜欢抽烟，平时话不多，却爱在会上抢出风头，表现自己，一遇辩论会就滔滔不绝，但是讲话非常随意，东扯西拉，毫无逻辑性，

1971上半年清查“5.16”分子运动中，有一个被审查人员在上海26路电车上见到陈阿大，就像遇见救星，希望陈阿大帮他还个清白。陈阿大不声不响，当车开到常熟路华亭路站，陈阿大急忙下车，那人不知就里也紧随下车跟着陈阿大，只见陈阿大急忙走向马路对面的徐汇公安分局，到了大门口立即向警卫讲，我是陈阿大，有人跟踪我，你们把他扣下来查一查。这个人也真不走运，刚从“5.16”审查室出来，一会儿又被关进了公安局。

陈阿大曾是“工总司”的一个呼风唤雨、位高权重的重要人物，上海市民无一个不知晓，无一个不记得他，送给他“武斗猛将”、“陈表态”、“五虎将”的称号，更有甚者，他差一点就当上了“四人帮”的重臣。

但人一生总会有个交代。陈阿大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也走向末路，被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16年。刑满释放后，回到原单位不久就退休了。老年生活没有了往年的威风和跋扈张扬。我有几次在上海恒丰路大洋桥附近看到陈阿大，他在地摊上淘旧货和便宜货，还讨价还价；听说他发给别人的名片上印有某公司高级顾问的头衔，在大连西路一家公司推销美国技术的饮水机，有时还做些工程中介生意。

陈阿大与我有一次时间很短、但非常有趣的对话，那是在2004年春节后的一次路上相遇。我们互相作了问候，他突然非常感慨地对我说起了王洪文和徐景贤。陈阿大说，老王（指王洪文）够朋友，讲义气，就是耳朵皮太软；讲到徐景贤，陈阿大说他这个人门槛精，太刁滑，我现在从来不和徐景贤来往。只是王洪文和徐景贤不知道陈阿大对他们的评价。在2004年陈阿大去世的“告别会”上，徐景贤还托人送上了人民币101元，反映了徐景贤人情味的一面。

陈阿大1942年生，逝于2004年，享年62岁。

《记忆》2011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