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文革结束前不久，有机所那批以怀疑为依据，先下结论，再造证据的专家们才想到他自杀的可能。直到此时，这位归国华侨副研究员被文革迫害致死的冤案才得以真相大白。
共产党派往科学院的各级党政干部中，不少都是因“家庭出身问题”或“本人历史问题”而不受信任和不受重用。他们从党政军要害部门被撤换，下放到科学院。有机所一位科研处长，虽然他早年参加革命，但因他出身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官越做越小。文革一开始他便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并在部门的几名“革命小将”的战斗组中批斗（实为虐待和体罚），继而又被怀疑为“特务”而隔离审查。从文革一开始，除在批斗会见到他外，他几乎从群众的视线中消失，直至被他们摧残至死。
一位1964年来到有机所，不久又被调到上级单位的党委书记，文革风暴降临之初便被投入了监狱。由此人们知道，他出身破落地主家庭，但很早便参加共产党和新四军。在抗战期间的皖南事变中，他被国民党俘虏并关入上饶集中营。以后他又和难友们逃离集中营并回到新四军。
文革中他和相同情况的一批老干部一起，被打成全国闻名的“叛徒集团”。他被关入监狱后曾数次被押往有机所批斗，此时人们看到的他已是一个皮包骨头，步履跚蹒的虚弱老人。一次批斗会前他向押送人员要求些饭食，他一口气竟吃了十多只馒头。他和与他相同情况的一批人，直到毛泽东死后才重新获得自由。
上海有机所的前身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时，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人离开大陆去台湾，但大部分人留下并为共产党政权服务。在国民党败退，共产党接管前，留下的人员曾组织应变会，以保护中央研究院的财产和科研资料，也为维护留守人员和他们家属在战乱中的生活和生命安全。但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疯狂年代，这个只在历史上短时间存在为迎接解放的组织，却被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
在“抓叛徒，特务的高潮”中，有机所曾派人去长春应化所进行科研协作，听到有位当年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老科学家，已经“承认”应变会是潜伏特务组织。其中有些人便如获至宝，立即回有机所成立抓特务战斗队。
前面提到的那位副所长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首选的突破口。因为文革一开始他已被打成“漏网地主分子”。他已是这批人手下的死老虎。他们当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使他承认他的“潜伏特务”身份，并让他供出他的两个老同事，一个是跟他学习有机元素分析，当年还是学徒，现已是分析技师；另一位是管理器材的老职工。很快他们三人便被作为有机所的“要犯”而被隔离审查。
初战“告捷”，当然要“乘胜直追”！
这位党员副所长负责有机所的国防科研。他也是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的手下更有一批中级研究人员和研究生。既然他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他肯定会有特务活动，也会发展更多的特务。
由此，一场“深挖严打”的“战役”在有机所开始了！
有机所全体人员被命令一个月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关在有机所内办“学习班”。经过这样一个月的“向阶级敌人战斗”，果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随着“挖掘”的深入，在五十多米长的一号楼地下室，用木板隔成一间间的小间，越来越多的人被关了进去。在这些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小间外，一天24小时都有人看管和监视。更有那些办案者不停地一个个提审，逼供，批斗。入夜，在大楼一角的一间有铁门的地下室内，不时传出提审者的吼叫声，被用刑者的惨叫声。他们对这位副所长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那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战斗队员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战果，甚至利用诱供，套供的卑劣手法。如果他们要这位副所长招出某人，只需在审讯室的墙上贴上一张“某某人必须老实交代”，“某某人必须低头认罪”之类的标语。让这位副所长一进审讯室便知该次审讯的目的。最后这个“特务组织”的成员竟达到一百多人。因为这些战斗队员们竟然有办法让他招供，由他经手的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的申请表，即是加入该“特务组织”的申请表。
这位副所长在长达一年的地牢中挨打挨斗，还要违心地按着战斗队员的要求招供。最后，他被迫走上自杀的路。只因一位好心的工人发现他上吊后，及时将他救下，使他能够挨到文革结束走出地牢。
那位负责器材的老职员，也被长期关在地牢中受尽折磨，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文革后，人们见到他的两只耳朵已严重变形，这是由于在批斗他时，有人死拧他的耳朵，使组织坏死所至。
那位学徒出身的分析技师，也被长期隔离审查。隔离解除后，在一次运输卡车劳动中，从车上摔下而脑出血。由于他的“特务嫌疑”仍未被否定，受伤后医院（上海的顶级医院中山医院）对他这“牛鬼蛇神”不做仔细检查，更不给住院治疗。没几天他便留下妻子和年幼儿女而悲惨地死去。
在大抓特务的高潮中，那些战斗队员们除了这个大特务组织外，也没有忘记其它的案件。有位研究员在一个月留所学习班期间，一直要他交代里通外国的问题。他苦苦回忆思索，仍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提审者的一再提示，他终于回忆起，多年前他乘软卧火车来往于上海、北京间，他与一位波兰旅客乘同一包厢。旅途中他与那位共产党兄弟国家的乘客谈到，他对中国大跃进等问题的看法。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间的谈话都被隐藏在车内的窃听器完全记下，并送进了他的档案袋。
文革期间，中国与当时的苏联因新疆和东北边界纠纷发生武装冲突，两国间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面对苏联的强大军事机器，中国一片风声鹤唳。在林彪一号手令驱使下，全国一时忙于备战，全民动员挖地道，疏散，拉练。
笔者与一位同事被命令参加首批拉练。几十人背着背包，在冬雨绵绵，道路泥泞的上海郊区，从一个镇走到一个镇，从一个村走到一个村。一天傍晚，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庄准备宿营。我的同事却被从有机所来的一辆小吉普车带走了。原来他父亲单位通知有机所，他父亲是“美帝特务”，他是他父亲的同伙。在他家的阁楼上架有通讯电台。他被带回有机所的同晚，一场精心策划的斗特务会已在等待着他。斗争会后，他即被长期关入地牢，直到解除他父亲的特务嫌疑。
“黑染缸”里的“现行反革命”
在毛泽东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反革命罪和反党罪是最严重的罪行。一个人不管他原来的政治地位如何，如果被戴上这两顶帽子，他在政治上将永远不得翻身。毛泽东的手上还有着各种不同的反革命帽子。在他刚登上统治中国的宝座时，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势力，是他首先要对付的反革命。1950年那场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在笔者脑中留下终身难忘的恐怖记忆。
1950年早春的一天下午，老师带着我们一群小学生参加附近镇上一次公审大会，以接受政治教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步行，同学们来到一座小山脚下并爬上了半山腰。坐在面西的小山坡上，看到山下一片开阔地上，已搭了一座木台。午后偏西的太阳斜照着台前人山人海的会场。
不久，随着一阵阵震天的口号声，十五个被审判的犯人一字排开被押上了审判台。他们每人的背上插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他们打着红叉叉的姓名。一位审判员逐一宣判他们的罪行。从宣判听来，他们都是国民党时代本地区的区长，乡长之类的小官员。他们一律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接着他们被押下审判台，一字排开背向会场跪在地上。他们每人背后站着一名持枪民兵。一声令下，十五支枪齐发，十五颗子弹同时射入十五人的后脑。随着枪响，雪白的脑浆高高溅起，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这个杀人场面成了笔者永生难忘的恐怖回忆。
事后，老师告诉同学们，枪手们在子弹发射前，将子弹头用力在鞋底摩擦，擦去部分原来尖圆对称的铅质子弹头，失去平衡的子弹头发射后，以摇摆的状态射入脑壳，造成死者头脑的崩裂和脑浆的飞溅。
很多年以后，笔者在工作中认识一位当年亲身参加过镇反的同事。据他讲，在镇反开始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抓人捕人，草草审判，立即执行。一个乡间小镇一次可以捕杀十五人，由此可以想象，在这一个多月时间内，全国有多少人死于这种乱捕乱杀的恐怖中。
时间进到了1970年，在文革中煎熬了四年的上海有机所，又要按照上海市革委会的统一部署，进入抓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了。因为在云雾中躲了十多年的江青，在文革中显露了她的峥嵘，成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手，并将当上毛泽东共产王朝的红都女王。但她三十年代在上海滩的那段明星生活，成了她的最大心病。
文革一开始她便利用她手中的权力，对上海了解她丑恶底细的电影界，文艺界人士开刀。她派人来上海对他们秘密抄家，并将抄得的材料押送北京销毁。继而又将这些知情者们隔离关押，以便杀人灭口。但当年她的那些风流新闻都登在上海的大小报纸上，成了当年上海家喻户晓的街头新闻。因此，她还要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顶政治大帽子，封住社会的口。对于即使只在私下议论过她的人，也要通过声势浩大的运动，将他们作为现行反革命挖出来，以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
有机所遵照旗手的命令行动了。打手们当然也从秘密抄家开始。他们在全所选定了十多名秘密抄家对象，组成每组三到四人的行动小组，乘一个月黑天高的夜晚，同时出发直奔各抄家对象。
与前几次的战役一样，一开始他们便锁定了一位研究生，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因为文革开始前不久，这位研究生曾写信给有机所党委，述说他的家庭遭遇的土改冤案。这位研究生的家庭由于一个第三者女人的介入，父母的婚姻几近破裂。他的父亲更利用国共内战的机会，带着姘妇逃往香港，台湾。抗战胜利后，他母亲被迫带着年幼的他和弟弟回娘家与她的母亲，一位三十不到便守寡的小脚老妇人，一起生活。
在土改中，因为当地的村长年轻时曾对他母亲有过流氓行为，并因此而受到全体村民的严厉谴责，因而一直怀恨在心。共产党来了，他手中操有了全村的生杀大权，正是他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从这个村长的作为，人们又一次看到毛泽东共产政权的流氓和痞子本质。
经历过毛泽东历次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他的一贯手法都是预先下达指标，拼凑制造斗争对象。当时土改工作队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评出地主和富农，以便对上交差。就这样在村长和工作队的共谋下，通过一分为二再合二为一的伎俩，创造了一家地主，达到了他们双方的目的。
该研究生的外祖母在丈夫去世后，带着他的母亲，靠亡夫留下的几亩田地，过着寡母孤女的清苦生活。她在二十多年内依靠刺绣技术和省吃俭用，逐渐添置一些田地，因而在土改时有十八亩地。但在土改中却不顾一家四口一直生活在一起的事实，提出他母亲是已出嫁的女儿，不能回娘家土改。因而将他外祖母一人评为地主，并将他们母子三人作为另一家，并定为分进土地的外来户。
但土改后不久，当地却又以与地主分子生活在一起的理由，将母子三人定为地主成分。土改后，面对这一冤案，他们曾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诉，但得到的唯一结果，却是认为他们不服改造，而招致更多的政治迫害。
来到有机所后，这位研究生错误的高估了这个科研单位领导的政治水平，给他们写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由此在文革中招来了家破人亡的悲惨结果。文革一开始，他便因“为地主家庭翻案”而遭批斗。有机所还派人到他家乡扇风点火，并将他押回原籍批斗，使这个已经在文革中惨遭逼迫的一家，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对他的母亲，一位年届五十的妇人，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暴徒们将她吊在屋梁上，用棍棒轮番往死里抽打，有的暴徒甚至把手中的棍棒打断。
面对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位在生活中饱经风霜，政治上已被共产党践踏了二十年的老妇人，毅然投河自尽。结束了她在毛泽东共产暴政下苦海无边的一生。
按照文革中那些整人者们的逻辑，这位研究生和他的一家遭遇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他一定对共产党恨之入骨，私下一定会在日记和通讯中夹有大量攻击谩骂的文字。对他进行突袭抄家，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他们摩拳擦掌，准备大打一仗，抓出一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大鱼。
当秘密抄家这只欲将他置于死地的魔掌，在朦朦黑夜中向他伸来之时，这位研究生刚巧有事外出，这就让三位战斗队员焦急地等待了几个小时。待他回到宿舍，立即明白了三个不速之客的意图，并坦然打开他的抽斗和箱子，任他们搜查。这三个不速之客唯恐漏了一片能用来加罪于他的纸片，将一切文字材料和照片席卷而去。
第二天一早，当他来到所本部，一进大门便见到用石灰水涂在水泥路上的，字体斗大的战斗大标语：打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XXX！打倒XXX反革命小集团！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显然，抓现行反革命的战斗已在有机所打响！
但奇怪的是，他走遍全所各个角落，却未能见到针对他自己的大标语。直到当天中午，才见到那位战斗队的军师的，再次批判他给所党委的那封信的大字报。从这篇炒冷饭的大字报中，这位研究生明白了，在他们的秘密抄家中，除那封信的底稿外，并未得到任何能置他于死地的炮弹。就此，欲将他置于死地的革命行动流产了。这也使他渡过了文革的最后一劫。
但另一位研究生，汤济宏先生，却不幸地因涉及外单位的所谓攻击言论，而遭受灭顶的灾难。
汤济宏先生1962年从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并入有机所为研究生。这位瘦瘦的文弱书生平时总是面带笑容，从不与人争执，埋头于读书和实验研究。文革开始后他与所有研究生一起去丹阳湖军垦农场劳动一年多。回所后不久他便被卷入了这场置他于死地的运动。
案发一开始，他为了不影响家庭和年幼的女儿，只身搬至单身宿舍。从此，每天清早人们总可见到他沿着路边的围墙和篱笆，步履蹒跚的慢慢走向所本部。从早到晚在实验室内写交代。除了办案人员的审问，不能与任何人接触。周围的同事也无人敢与他接触交谈。尽管大家都知道，处于这种政治高压下的人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安慰。特别到后期，由于长期的精神折磨和孤独，精神已处于崩溃状态。
一天下午，上海市科技系统全体人员集会文化广场，动员掀起抓现行反革命的新高潮。他乘着所内无人的机会，毅然打开实验室的水银压力计，吞食水银后上吊自尽。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充其量只因朋友间议论了毛皇帝和江泼妇之流的独裁恶行和风流新闻，而被残酷迫害致死！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本文涉及的六位文革受难者：刘复炎，汤寿梁，林文德，刘亮，汤济宏，李家珍。
结束语
大陆中国历史学家周良宵和顾菊英夫妇在他们六百万言的文革专著《疯狂，扭曲和堕落的年代》中对文革作了如下的描述，现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一切灭绝人性，蹂躏人权和仇视知识和知识份子的悖乱行为，以及歇斯底里的阶级斗争理论，都是依毛泽东的一贯理论为依据，并且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整风运动乃至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的左倾顽症中积聚和发展而来。
它是中国共产党机体上致命脓疮的全面溃烂，是人们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全面破灭——它也是中华民族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浩劫，既表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野蛮亵渎与毁坏，还导致传统道德的堕落和沦亡。
二○一四年三月《华夏文摘》增刊第九三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