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医生逃离公立医院。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

医院越大，医生和患者就越边缘。特需医疗大行其道，要赶走公费医疗者，医院甚至要打官司。

年轻医生不仅要忍受超常的劳动和低报酬，连开药也要开上级指定的牌子。

2013年6月15日下午，跟往常一样，于莺在医院洗完澡，换上急诊科的蓝色制服，开始了她在协和医院的最后一个夜班。

查房前，她在办公室跟同事轻松地聊天，但一旁的电话仍然响个不停，有向她请教的一线医生，也有向她告别的同事。这个被誉为“急诊科女超人”的女医生长达12年的公立医院生涯在次日就结束了。一周前，她在微博上向210万粉丝公开了决定----离开协和。

“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她说，“我玩不过。”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多里，和于莺一样感觉心力难支的同行还有更多。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2012年，协和肾内科主治医师朱岩和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的“出走”成为震动医疗界的大事。

2013年这股潮流继续发酵。1月，自称在“公立医院体制海洋里泡了20年”的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同样选择了“上岸”。5个月后，于莺加入了这一行列。同时，她还获悉这样一个事实：更多同行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炮灰”

于莺所在的“急诊科”在协和左侧小巷的尽头，但如今，这里已无法名符其实----不仅仅是紧急医疗之用，还被迫成为门诊的延伸。“航母式的‘医联体’让一些大型医院成为航母。”于莺说，“这最终会让一线大夫尤其是急诊科医生成为炮灰。”

北京协和医院是北京乃至中国最著名的医院，它位于这个城市的市中心，与天安门相距不到三公里，每年仅门诊就接待的三百多万病患将这里挤成中国“看病难”的重灾区。

一项健康调查显示，98%的三甲医院医生抱怨他们每天接诊的是在地方医院就可以解决的小病。而于莺所在的急诊室，由于不限号，则成为公立医院“巨无霸”效应最直观的承受者。

6月14日的协和医院急诊科如往常一样拥挤忙乱。挂号大厅里，因脑血栓而失语的老太太在持续哭叫，一旁是虚弱的病人扶着墙对着垃圾桶在呕吐;候诊区内，输液的病人蜷缩着;抢救室外的家属等候区则被街边小吃的油腻味填满，家属带着被子和行李沿墙坐成一排。

在急诊室，医生要承受更多的误解。有一位患者全身疼痛，看过几次门诊都显示没事，转急诊后也查不出问题，患者向于莺投诉：你们这样草菅人命信不信我拍个照上微博?

还有一次，急诊来了母子俩，要看痤疮，于莺说急诊看不了痤疮，那妇女开始破口大骂，还“问候”了于莺的母亲。

由于不堪重负，协和医院在2011年完成了扩建，总面积由22万平方米增至49万平方米，手术床位增加870张。尽管扩建后的日均门诊增至7800人次，但是仍然一号难求。

“公立医院注重病人数量和住院量，而国际趋势是病房在缩减。公立医院处于垄断地位，没有压力，他们把本该用于设备投入的钱更多花在扩张上，跟医改‘三甲医院到社区’的方向背道而驰。”原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说。

超负荷的大型三甲医院的另一面，却是停滞不前的社区医疗，即使是在深圳这种发达的经济特区，基层医疗投入不足，往往留不住人才，而百姓对其也“路近心远”。

“现在社区基本没有好的全科医生，对全科医生的培训也都停留在层面形式。”朱岩对南方周末说。

赶不走的公费医疗者

于莺小时候想当一名货车司机，但后来当了医生。她想像美剧《豪斯医生》的主角一样，医术高超、嫉恶如仇。

“在我的理想中，公立医院是真正为老百姓看病的，要把特需医疗完全剥离。”于莺曾这么认为，但她很快意识到现实的复杂。

协和医院的官网显示，在该院新增后总计1855张的床位中，急诊科床位占36张，儿科占40张，而特需病房占149张，是前者总和的近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