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中国的黑暗时代：诗歌．历史．记忆
Poetry, History, Memory: Wang Jingwei and China in Dark Times
作者：杨治宜
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4/07/11
ISBN：9789570874006
内容简介
汪精卫——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
在过往的惩罚性史观下，他是国贼、叛徒、民族败类；
他凭借诗歌构成某种“反记忆”，对抗著正史对他的审判……
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才俊，身处一个比当今更黑暗的时代
他面对政治困局所做的选择，让自己永世背负骂名
重新认识汪精卫，也重新认识民国史
用创造性的众声喧哗，拓宽对汪氏诗歌记忆的解读
汪精卫——诗人与政治人物，爱国者或叛国贼，作为一位“历史的失败者”，他的故事从未被妥善地讲述过，更不用说深刻的探究。其传记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因为这与一场持续的文化记忆战争有关：今天的中国大陆禁止任何关于战时合作政权的公正学术研究，尤其以汪精卫为最。在这个关于二战的记忆正在从“活着的记忆”中消逝，并转变为“历史的记忆”的关键时刻，这种知识上的封锁，无疑会影响中国对二战自身角色的记忆。
在《汪精卫与中国的黑暗时代》中，作者杨治宜将不同的方法论融合成一场成果丰硕的对话，包括细致的诗词诠释。杨治宜认为，作为私人声音的公开表演，汪精卫的抒情诗在建构他的政治身份上扮演了核心角色，而且深刻影响了大众对他的身后记忆。援引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法国与德国的档案，以及回忆录、历史期刊、报纸、访谈与其他学术作品，本书是第一本以批判的角度与带有同情心的客观立场，来探究汪精卫政治、文学与个人生活的传记。
名家盛赞
汪精卫是现代中国政治和文学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既是爱国者又是叛国贼，是革命家也是诗人，是充满魅力的领袖又是忧郁的灵魂，汪精卫一生中扮演了各种角色，只留下诗词来说明他这个谜。在这个开创性的研究中，杨治宜对汪精卫的生平与作品做出了最深刻、最具说服力的注解。对于任何对二十世纪初期中日关系、现代中国古典风格诗词以及抒情政治感兴趣的人，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作品。——王德威，哈佛大学教授
对于从战时就常被现代中国历史学家描绘成“叛国贼”的汪精卫的生平，杨治宜的著作是一场及时、惊人且充满说服力的重新检验。耀眼而令人兴奋，每一页都充满精彩的洞见，这是一本扛鼎之作。最重要的是，它考掘了汪精卫的抒情人格，并令人信服地主张，在重构汪精卫的身后历史记忆上，他的诗词必须扮演核心角色——这正是今日读者所需要的。——孙康宜，耶鲁大学教授
对于从浪漫的革命者变成被鄙夷的合作者的汪精卫，今日的中国已将其无法调和的记忆从历史中抹除。透过这本卓越而深刻的著作，文学学者杨治宜对汪精卫的诗词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沉思，因为诗词可以表达散文无法表达的事物，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汪精卫这个谜团，这是之前的任何作者都未曾办到的。——卜正民（Tim Brook），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汪精卫是一位博学多闻的人，先是接受中国古典教育，然后在日本与法国接受教育。他以古典风格创作的诗词，在中国已受到一个世纪的赞誉，尽管对于他在日本入侵中国后的争议角色以及他担任“改组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历史学家的看法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早在他年轻时，他便因企图刺杀摄政王而成为革命英雄。作为国民党的智识领袖和资深政治家，他被广泛认为会是孙中山的政治继承人，但在孙中山于1925年去世后，他却居于军事家蒋介石之下。在这本出色的著作里，杨治宜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客观的汪精卫传记，并精准且易懂地阐释了其诗词中的讯息，反映了他在中国现代历史关键时刻的抒情自画像。对于任何想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真实历史，以及这位本可带领中国走上第三条路的重要政治家的悲剧结局的人，这本书是必读之作。——寇致铭（Jon Eugene von Kowallis），澳洲雪梨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以这本文笔优美、考据严谨的著作，杨治宜挑战了对汪精卫这个声名狼藉却深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之过度简化见解。采取具有同理心的中立立场，并回避民族主义或答辩式的叙事，这部著作成功地重构了汪精卫希望透过其诗词为后世所理解与记忆的意图。它证明了诗词分析在探究被压抑的记忆与政治难题上所具有的力量。——徐彬，埃默里大学副教授
此书的学术研究对汪精卫的历史遗产提供了深刻与详尽的重新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采取的民族主义与合作主义两种方式。——杨昊昇，迈阿密大学副教授
作者简介
杨治宜
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201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美学、伦理学等多重智识领域的关联。著有《汪精卫与中国的黑暗时代：诗歌．历史．记忆》（Poetry, History, Memory: Wang Jingwei and China in Dark Times）及《“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Dialectics of Spontaneity: The Aesthetics and Ethics of Su Shi(1037-1101) in Poetry）两部专著，并在西方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长篇论文十余篇。目前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华语网络空间里先锋古典主义诗词的专著，并与多名学者共同致力于全球华语古典主义的跨学科研究。
目录
前言
凡例
大事记
序章记忆战争
国贼还是烈士
三架方法论的风车
史学
诗学
记忆学
章节概要
上篇士大夫政治的终结
第一章革命者
粤孤
革命
刺客
折冲
旅法
战后的世界与中国
第二章政治家
民国的士大夫政治
孙中山的阴影下
汪精卫与国民党左派
初次败退
再次败退
三次败退
蒋汪合作
上海事变
长城战役
卢沟桥事变
第三章“国贼”
通往南方之奥的细道
河内罗生门
归鸟
棱的主权
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
收场
余波
下篇记忆诗学
第四章记忆地图
诗笺
“抒情真实”之问
记忆之诗
创造的喧哗
第五章刺客像志
荆轲：从可疑英雄到民族烈士
“当代荆轲”汪精卫
匕首何处
任援道的策略
漂流符号
第六章金陵不怀古
记忆之城
预言还是辩词
不可言说的历史
龙榆生的隐约
赵尊岳的贪欢
钱仲联的喟叹
周佛海的感旧
不能忘却的城市
终章反抗遗忘
耻辱
遗忘
碎片
和解
参考书目
序
前言
我第一次读到《双照楼诗词藁》是在二○一三年夏，香港天地图书版的深蓝色半精装封面。十年过去，这本书的英文版付梓之际，世界已经面貌大改。大疫、萧条、通胀、义愤、暗杀、战火、逃亡──不满的强权试图透过暴力扩张来消弭内部的危机，而绝望的弱者用极端手段进行反抗，我们今天的世界仿佛又回荡著一九三○年代初的不祥回响。因此在我不曾预想、亦绝不情愿的意义上，这本书的主题似乎具有了某种紧迫性，因为它所探讨的恰是历史人物在比我们今天更加黑暗的时代所做的个人选择。书里并没有英雄，但也许恰因为此，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他们面对历史困局的洞察、挣扎、坚持和失败依然具有参照意义。毕竟，少有历史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每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历史的失败者抑或牺牲品。
十年间，我就汪精卫写了一系列中英文文章。我感谢发表这些文章的期刊允许我重新使用其中的某些材料。此书英文版已经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 Poetry, History, Memory: Wang Jingwei and China in Dark Times。我感谢联经出版公司的涂丰恩总编辑别具慧眼，让本书得以与中文读者见面。与英文版相比，中文版补充了许多史料细节和诗歌作品，行文上也按照中文的阅读习惯略有调整，但全书结构与核心论点和英文稿是一致的。我要特别感谢王德威先生，不仅向联经推荐了此书，而且是我们在意外寒冷的台北冬月关于“黑暗时代”的讨论激励我修改书名，给研究框架注入了“抒情”的深度。
即便当汪精卫逐渐占据了我的研究兴趣后，很长时间里我都无法决定真要写一本专著，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古典诗歌的研究者，我对踏入中国现代史这湖深水满怀犹疑。另一条原因自然是这个选题的政治敏感性。大陆基础教育在我身上留下的“国”之迷障是根深柢固的。我敬重的几位大陆师长也曾试图劝我三思，这既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关爱，也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当下中国更亟需提倡读书人的道义操守。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我最后的决定绝不意味着对道德伦常抑或正史褒贬的漠视，而是因为我相信只有当所有事实都得以曝陈于日光之下、被客观检讨并在不断变化扩展的脉络下一再重新检讨，我们才能真正开始谈论“记忆正义”。另外老实说，对文学学者而言，汪精卫案例的诱惑是巨大的，因为中国文学和政治史上恐怕再没有哪个人物的诗歌形象和历史审判之间的鸿沟是这样不可弥合，以致我们必须对两种真实──诗歌的和历史的──都重新加以审视。
一路前行，无数同事们都支持鼓舞了我。我首先要感谢其他研究中国二战合作运动的学者，包括卜正民（Timothy Brook）、戴杰铭（Jeremy Taylor）、高嘉谦、刘威志、邱怡瑄、袁一丹、汪梦川、関智英、韩晓明（Jonathan Henshaw）、萨勒（Sven Saaler）、土屋光芳、冯大伟（David Serfass）、方德万（Hans van de Ven）、苏文瑜（Susan Daruvala）、刘杰、杨玉峰、李志毓等等，恕不能尽举。多年来他们和我共享研究材料、一起发表文章、组织会议讨论组或工作坊。须知我此前的博士研究是宋代诗歌和美学，所以面对现代文史这个深不可测的领域未免战战兢兢，但他们以开放的态度包容了我这个“外来客”，让我感到一个知识共同体的温暖。
感谢法兰克福大学慷慨的学术休假政策，我得以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担任两个月的客座教授（二○一八－二○一九），并利用此机会收集研究材料。本书英文初稿是在柏林高等研究所的一年驻院访问期间（二○一九－二○二○）完成的。我的同事阿梅龙（Iwo Amelung）、韦荷雅（Dorothea Wippermann）教授无私地支持了我的研究，Carsten Storm博士为我代课。台师大的陈登武、许俊雅、刘沧龙等多位同事邀请我来台北，并为我的研究和讲学提供了诸多便利。柏林高研院的多位同事，包括 Barbara Stollberg-Rilinger、Daniel Schönpflug、Thorsten Wilhelmy、Elena Esposito和 Efraín Kristal，就书稿章节与我进行了深入讨论；Luca Giuliani启发我思索“惩罚性遗忘”（damnatio memoriae）的概念；Friederike Oursin审读了英文全稿。其他为我提供了研究材料的同事、朋友和学生包括罗然（Olga Lomová）、叶文心、Martin Heijdra、毕谦文（Clemens Büttner）、孙江、章可、谢任、刘天元、杜斐然、张源、韩笑、王楠、刘颢晨、罗玲等等。我深深感谢所有法兰克福、台北、柏林和其他大学的同事们给我的启发和意见，也感谢所有参加了我讲座或研讨班的学生们给我的积极思想反馈。所有谬误当然都是我个人的。
我的研究得益于多家档案馆与图书馆的慷慨支持，包括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美国 College Park国家档案馆、胡佛研究所、日本国家档案馆、法国国家档案馆、里昂中法大学档案馆、里昂隆河及大都会地区档案馆、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海德堡大学档案馆、香港大学档案馆、德国黑森邦档案馆、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市档案馆及图宾根市档案馆。中国大陆的档案馆多有政治禁忌，大量档案不对研究者开放，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上海、广州、重庆市档案馆获得了珍贵的研究材料。我浏览了原始资料的图书馆，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法政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等。X-Asia、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和 archive.org为我提供了检索历史报刊数据库的便利。我感谢在这些机关工作的所有无名英雄，他们为历史考证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我感谢台北国父纪念馆、夏威夷时报图片档案、布里斯托大学图书馆图片特藏、海德堡大学档案馆、史丹佛东亚图书馆特藏以及艺术家薛雷提供此书所用插图。何重嘉女士曾经为我此前发表的论文提供过家藏图片资料，但可惜未能同意提供此书使用。读者如果希望浏览汪精卫及其家庭的生活照，不妨查阅我此前发表的英文文章或何女士在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的六册本《汪精卫与现代中国》丛书。二○二一年初，汪文婴家族后人向胡佛研究所慷慨捐赠了一批家藏手稿及艺术品。胡佛研究所的林孝庭、Rayan Ghazal和 Chris Marino为我在疫情期间查阅这批资料提供了方便。汪文婴家族也为此书提供了部分手稿和家庭照片资料。我深深感谢他们的支持。英文稿完成后，我终于在二○二三年夏在胡佛研究所见到了部分原稿，其观摩印象成为中文版的增补。此外，若干与汪精卫家族有重大关联的人物都公开或私下与我联系，包括鲁晓鹏教授和曾仲鲁先生，并贡献了他们的意见和史料，进一步帮助完善了这个中文版本。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丈夫 Michal的爱与陪伴。他分享了我的喜悦和梦魇。
我把此书献给我的五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所有残酷战争的幸存者们。我的祖父母辈在江西乡间度过了日据时代。我的爷爷曾经在国共战争期间短暂地当过国民党少尉文书，但几乎从来不谈青年往事。他在二○二一年元旦到来之前最后的几个小时里过世了，因为疫情造成的全球隔阻，我甚至不能回大陆参加他的葬礼，也错过了为祖父母们的记忆发声的最后机会。对我而言，祖父母辈的沉默象征着战争幸存者们的集体失语。我希望此书的问世能为他们战争记忆的破碎拼图恢复哪怕其中一小块残片。
序章（节录）
记忆战争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黄昏时分，一位消瘦颀长的中国男子躺在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院的病床上，等待呼出最后的气息，解脱他长期病痛的折磨。由于盟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他已从郊区大幸中心分院四楼特护病房转移到地下室。这些钢铁天使无情的敲门声预示著“太阳帝国”的日落，以及他本人面对历史审判也许是万劫不复的命运。
汪兆铭（一八八三－一九四四），笔名“精卫”，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争议性的人物。纵其四十年政治生涯，他始终身处中国现代史上风暴的核心，先以《民报》主笔闻名智识界，复以刺杀摄政王扬声天下。孙中山逝世后，起草〈总理遗嘱〉的他被视为孙氏政治接班人、国民党左派领袖，当选一九二五年广州国民政府首任主席，但其地位却迅速为军事强人蒋介石所取代。但尽管手无军权、财权，他依然以清名倾动天下，作为蒋介石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最终在九一八事变后共同组府，分掌政军。他直接的死因是脊椎中一颗生锈的子弹取出后引起的病情恶化。这颗子弹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位爱国志士朝时任行政院长的他射出的。尽管他性命得存，但这颗残留的子弹日夜提醒着他公众对国民政府绥靖政策的不满。然而罔顾死亡威胁和千秋骂名，汪氏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主动脱离战时陪都重庆出走河内，开展“和平运动”，并且在经过漫长的对日谈判最终回到屠城后的南京，成立日人羽翼下的政府──如本书所示，这一系列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定不能简单归结于汪氏性格，也不遵循目的论的曲线，而是令人困惑、值得深究的。
当我把这部著作从英文改写为中文时，我发现无法找到一个既符合大众表达习惯、又保持客观中立的字来描写汪政府。其通行英文名称为“改组国民政府”（Reorganized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简写为RNG）。西方学者称之为“合作性”的（collaborationist），但中文最常用的形容词是“伪”。前者是对其行为的描述，即“与日本合作”；而后者则意味着对其伦理和法律性质的审判，即“不具正当性”（illegitimate）。由于本书希望能够尽可能还原历史人物与情境的现场，故不惜摒弃春秋笔法的冷峻典雅，而采用“合作政权”和“合作者”等诘屈生涩的描述性词汇，希望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阅读体验，让我们做出历史判断的时候，允许自己片刻的犹豫和迟疑。近年中文学界还有一种希望兼顾雅驯与中立的提法，就是“主和派”。但是从主张到行动之间，还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而汪精卫的悲剧，恰在于以阳明哲学“知行合一”的信仰自勉，越过了那条鸿沟。除了汪政府以外，日据期间在中国大陆还存在着若干中文正史所谓“伪政权”，英文统称为 collaborationist regime或者 client regime，而此书中一般以“合作政权”称之，但为了兼顾中文固有表达习惯，在提到RNG这一特定合作政权的时候，一般用“汪政权”或“汪政府”指称，在汪精卫并非主角的情境下有时也用“改组（国民）政府”的提法。中国大陆以外的学者的基本共识，是汪政府的行动处于“合作与抵抗之间”；1它既不是法西斯的，相比其他战时政府而言也说不上特别残暴。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的二战史叙事为“抵抗”所主导，汪政府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相当于亵渎民族国家的神圣。在中国大陆，汪精卫的名字不容置疑地成为“汉奸”的代名词，也就是“汉民族的叛徒”2──此词具有强烈的汉族沙文主义色彩，但迄今为止中文尚无他词能够指称对“中华民族”的背叛，尽管吊诡的是，“中华民族”恰是透过抗日战争才得以最终形塑的。直至今日，对汪精卫的学术研究难以展开，其相关档案的利用受到限制（且近年来有管控益发严厉的趋势），他在中华民国建设中曾经扮演的积极角色几乎已经被人遗忘。“惩罚性遗忘”（damnatio memoriae）的结果是汪精卫的第二次死亡：关于他的记忆的湮灭。用拉里（Diana Lary）的话说，今天，汪精卫是国民党领袖中唯一“依然徘徊在历史晦暗边缘”者。3遗憾的是，把这位核心人物从民国史除名的结果，是我们民国史观的扁平化和道德化。
也许是预见了身后的骂名，汪精卫在病榻上吩咐家人和从者不要整理发表他的言论文章，只希望自己的诗词藁能够得以出版、流传后世。4次年五月，亦即日本投降的三个月前，在词人龙榆生主持下，汪主席遗训编纂委员会依嘱出版了完整定本《双照楼诗词藁》，在此前发表过的《小休集》和《扫叶集》（补充本）基础上编入了〈三十年以后作〉一辑。尽管汪氏晚年的言论和文章常常折射出日本的战争宣传，但读其诗，同情的读者却不免得出这样的印象，即汪精卫是一位富有“烈士情结”（叶嘉莹语）的浪漫人物，不惜身名俱裂，来拯救生灵涂炭、民族危亡。这一抒情人格早已暗含在他一九○五年所取的笔名“精卫”里。据《山海经．北山经》，炎帝之少女“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女娃故事所蕴含的创伤、复仇、坚忍和救赎的强烈情感使它在清末反满志士间流行。他们以女娃之死暗喻满清入关时的血腥屠杀；借助神话叙事，他们的反抗因此具有了民族复仇的意味，诉诸于某种也许比民主、共和理念更容易直击心灵的本能情感。汪精卫凭借诗歌塑造了一个富含感情力量的牺牲型英雄人格。他的遗愿因此有了双重含义：他所期望的不仅是记忆，也是遗忘，亦即以他的“诗歌真实”（他对平生志业的自我理解的方式）被后世读者所铭记，其余惟求付诸历史的流水。他的诗歌因此构成了某种“反记忆”（countermemory），借此，他的抒情声音向未来诉说着他最私密的主体性。这一细絮的声音不断对抗著正史对他的审判。
但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信赖作者的自我形象呢？诗歌毕竟不是实录、不是日记，何况哪怕是后两者也同样带有某种主观性。诗歌这种坚持宣扬自己主观性和阐释多义性的文本，在历史书写中究竟应当占据怎样的位置？诗歌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是否能够调和，或者至少共存？面对这些疑问，本书试图达成一种如履薄冰的平衡。当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历史的“盖棺”判词之间的鸿沟如此巨大之际，我们不免要重新审视两种真实：诗歌的和历史的。本书提出，我们要检讨的不仅是惩罚性史学，也是汪氏浪漫的文学形象。这个复杂的故事涉及诗歌、历史和记忆三重维度，也服务于三重目的。首先，它把一位因为道德和意识形态偏见而被长期忽视的历史人物重新置于舞台的聚光灯下，从而补足民国政治和文学景观的被遮蔽面。其次，透过方法论之间的对话，我想达成一种复杂精致的阐释学方法，既允许史学家们采用诗歌材料，又同时保持诗歌本身的模棱多义性和阐释开放性。最后，本书结尾探讨的是记忆实践中的正义问题，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义务，以及与过去和解、宽恕的可能性。概言之，汪精卫的抒情之诗向公众展示了一个私密的声音，在塑造他的政治身份和身后记忆的过程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论者因此必然需要兼顾诗歌的私密性和公共性、宣泄功能与表演功能。
在记忆学上，七、八十年的时间距离是关键的节点，因为这意味着对历史事件有个人记忆的亲历者绝大多数已经离世或丧失表达能力，这些事件因此只有透过文化、教育、媒体等建制机构（institutions）才能成为我们历史认知的一部分。因此也许并非巧合的是，汪氏逝世七十年后，又重新进入了公众和学术界的视野。二○一二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汪梦川整理的《双照楼诗词藁》，二○一九年台北时报出版文化公司出版了汪氏及其家族的多种手稿，而二○二一年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获得汪氏后人捐赠的“汪精卫文件”。这也许意味着新一轮“记忆之争”的开场。没有了历史见证者足以与正史抗衡的鲜活个人记忆，我们对历史本身完整、中立的了解就尤为重要，舍此便无从探讨记忆的正义。汪精卫的中文传记虽有多种，但是基本上都是秉承惩罚性史观写就的，加之汪氏平生行迹遍布日欧，研究者对多语种资料采纳不足，对其平生的重要章节便颇有遗漏。本书因此以一部汪精卫的深度传记开场，这是一部用同情的批评距离讨论汪精卫政治、文学和生平的学术传记。我所利用的材料包括东亚、欧洲和北美的档案史料、回忆录、报刊杂志、学术著作和亲历者的访谈。由于传记要求叙事流畅，我在上篇不能充分探讨诸如抒情诗歌真实性等阐释学问题，也不能完整读解用典丰富、脉络复杂的某些诗歌作品。本书下篇因此分主题讨论了“记忆诗学”的若干问题。我的读法不是把诗歌提交历史法庭、作为汪氏叛国案的审判证据，而是提出一种开放的阐释策略，恢复这些诗歌的文学性，视之为一位高度复杂的抒情主体多声部的复调表述。历史和记忆因此在诗歌中统一。如果说历史从来由胜利者书写，而对失败者最残酷的惩罚就是遗忘，那么诗歌则具备了反抗遗忘的力量。汪氏的案例也参与到全球脉络下对二战记忆文化的再检讨，尤其关涉到记忆的审查、正义以及宽恕、遗忘、和解等关键问题。
本书拒斥正邪、黑白、忠奸的简单二元对立，这种道德观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难以充分描述鲜活复杂的现实，更遑论概括个人在异国占领的刺刀之下，时时刻刻必须做出的两难选择。本书结尾参考了战后法国对战时合作历史重新审视、力求和解的困难过程，并希望能够以微薄之力推动中国和华语文化界与自己惨淡历史的真诚对话。书里没有英雄，也不树立新的偶像。当汪精卫试图透过诗歌为后世所铭记时，他似乎相信诗歌所展示的不完美的人性将最终超越战争、杀戮和审判获得胜利。是否如此，此书的每位读者都有权力做出（或悬搁）自己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