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战场上失败的德国，用-文化马克思主义-来摧毁美国（上）
嬉皮士、异皮士、雅皮士、黑豹党、教士以及总统的自我意识，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由半个世纪以前的德国思想塑造的：马库色的口音变成了美国中西部的腔调；“德国造”的标签换成了“美国制造”的标签；美国的新生活方式成了迪士尼乐园版的魏玛共和国，变得妇孺皆知。
艾伦·布鲁姆
纳粹上台之后，魏玛共和国覆亡，德国的犹太人、反纳粹的知识精英纷纷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极权国家。有人远渡重洋到了美国，宛如当年五月花号上寻求信仰自由的清教徒；也有人逃亡到欧洲各国。但当纳粹入侵波兰进而占据大半个欧洲之际，那些飘零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流亡者被迫“二次流亡”。此时，除了随时可能遭到纳粹入侵、并不安全的英国之外，世外桃源般的避难之所就只剩下美国了。
尽管移民政策的限制和启程时的险恶，远不止十三万德国人和两万法国人在当时来到了美国。除了宗教领袖之外，美国政府唯一超额接收的避难者群体就是大学教授。从二十世纪三零年代中期开始，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便与欧洲知识分子建立起了持续的联系。哥伦比亚大学接收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大学接收了奥地利学派和包豪斯学校的若干代表人物，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了巴黎的人类博物馆人种学研究室和社会文献中心的学者和资料的转移。还有无数欧洲一流的画家、音乐家、作家来到美国，使得艺术与文化的霸权实现了从巴黎到纽约的历史性转移，以至于学者塞尔日·盖尔堡有些愤愤不平地评论说，纽约“窃取了”在欧洲建立起来的“现代艺术”思想，尽管“该霸权的转移并非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整体性策略，而是史无前例的混乱所导致的结果”。1
流亡者们或多或少有些突然地，经历了社会的边缘化、文化的背井离乡和身份的剥夺，他们后来的作品里都保留了这些痕迹。但他们中大部分人很快在新大陆自由而宽容的文化学术氛围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美国的同仁们的肯定、赞赏与追随。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战争结束、祖国光复之后，仍然选择继续留在美国。战后的美国取代了大英帝国成为西方世界政治、军事以及文化学术的高地和秩序的输出者。而此时的美国文化，已不再是从日内瓦-尼德兰-苏格兰-英国-北美一脉相承的清教秩序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一枝独秀，它成了欧洲诸国文化传统的大熔炉，欧洲的传统被打上美国烙印之后，又反刍回到欧洲。
过去，人们只知道逃离德国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大大加快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让美国在与德国的核武器竞争中后来居上。战争后期，美国主动从德国抢救了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更使得美国在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的科学强国。其实，同样重要的是德国思想对美国的“入侵”——尽管很多时候是通过“法国理论”这一中介。或许是因为德国思想对于英语世界来说过于艰深晦涩，需要经过法国人华丽的包装和通俗的阐释。正是法国这个中介使马克思和黑格尔的遗产、尼采和海德格的形象在美国广为传播，正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库塞所说：“从福柯到德里达，法国理论首先构成了一个批判的解释形式，带有德国哲学的双重传统，胡塞尔和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由上一代学者，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引入法国的大学中，随后再进入美国。”左派的法国和德国思想由此取得了战后持续至今的在美国大学和思想文化界的象征性的垄断地位。
反对这一思想脉络的美国保守派学者们将“法国理论”看作是“尼采-海德格-马克思-弗洛伊德”这一“四人组”的“选择性阅读”和“挑衅性阅读”。因此，“法国理论”乃是德国哲学家的法国阅读在美国的阐释。这一切似乎是福柯、德勒兹或德里达对尼采、弗洛伊德或海德格进行评估、重新挪用、重新整理随后被延伸到美国知识领域。2当然，就整整两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精英而言，他们乃是越过法国这座桥梁，直接对美国的知识界发号施令。在此一时刻，德国俨然成了一场隐形的文化战争的胜利者。
阿多诺：今时今日，艺术的任务就是带混乱到秩序当中
这片土地如此富饶，一个人真的可以生活在天堂……你吃过鳄梨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用几每美分到最近的水果店买几个。取出果核，然后用醋、油、盐和胡椒等酱料把洞填满，允许还要加点伍斯特沙司。这是一个人能在美国发现的最美味的食物。3
仓皇逃离越来越令人窒息的德国，继而离开不友善的势利的英国，阿多诺如释重负地投入美国的怀抱。消失的是那个旧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它陌生而富饶。阿多诺在给双亲的信中，如此描绘美国空旷壮丽的河山：“星期一，我们开车穿过内布拉斯加州——沿途非常单调，只有玉米地（谁吃那么多玉米啊？）。当晚，我们途径怀俄明州境内的落基山脉，仍然空无一物，甚至察觉不出海拔差异。星期二，经过冰雪覆盖的犹他州，大盐湖就在那儿。这里的风景看着有些奇怪，那些山突然像金字塔一样冒出平原，在抵达内华达州时又逐渐不见了。”那是在德国和整个欧洲都看不到的旷野景色。而比景色更陌生的，是他难以理解的美国的社会和文化。
阿多诺并非自觉的反法西斯斗士，他是因为族裔身份而非政治立场受到纳粹迫害。如果他有选择的权利，他会像他改信新教路德宗的父亲，当一名忠诚的德国人，而不愿当一名被怀疑的犹太人（若两者只能选择其一），但希特勒不由分说地剥夺了他的选择权。在某些方面，阿多诺就是汤玛斯·曼所谓“非政治的德国人”这个类型的左翼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