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临近年关，劳动者讨薪的话题再次成为公众焦点。1月7日，大型连锁月子中心“爱家”猝然倒闭，旗下67家门店一夜之间关停，上千名月嫂走上讨薪之路；自1月13日起，200余名江西南昌建筑工人连续三日滞留城管局，只为讨回被拖欠的多达500万元巨额欠薪；1月20日，武汉百佳妇产医院员工因医院倒闭数月工资未发，选择以跳楼表达绝望……经济下行的危机如涟漪般扩散，没有一个行业能够完全幸免；首当其冲的，依然是位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携带着2024年的无解难题步入2025年，正是劳动者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

如同绝大多数与劳动者相关的新闻一样，我们很难在国内媒体和平台上看到这些维权事件的详细报道，更难以得知事情最终如何收尾。事件被描述成偶发的、个别的，抗争的声音迅速被删除、遏制，是我们更熟悉的景象，而通报式后续也正成为一种常态。

2024年6月，冷藏车事件中，8名大龄女工在往返工作途中惨死运输车内，这一悲剧曾拨动大众心弦，引发舆论震动。在1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官方将其定性为“企业未落实责任、驾驶员违法违规、属地监管不到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并将问题归结为“驾驶员安全和法律意识淡薄”。最终，事件以驾驶员被批捕、涉事公司及相关行政人员被处理告终。而这起事故所暴露的村镇女性零工困境，再一次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回避。

2024年11月，无锡职业学校学生无差别伤人致多人死亡，通报上蓝底白字的文字，则仅指认该学生“考试不合格未拿到毕业证书”“对实习工资不满”。随后，无锡法院在12月17日匆匆宣判其死刑，并在2025年1月20日执行。至此，事件以极其迅速的司法流程画上句号。他为何走向如此极端的道路？未见任何深度挖掘和反省。职校学生长期以来遭受的实习剥削、社会资源的缺失，亦在事件中被全盘省略。

然而，事件的全貌并非永远无法窥见。在耐心的追踪和梳理之后，那些被隐藏的真相终会浮现。本期年度特刊，我们选取了几类年度焦点事件——拼多多前员工反击竞业限制，比亚迪巴西工厂被控“奴隶劳动”，规培生以生命对抗“吃人”的制度，以及搬厂集体维权的实践，通过追踪和梳理，希望可以看见每一桩看似孤立的劳动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行业、社会乃至生产体系中的结构性问题。

拼多多前员工反击竞业限制

事件回顾

2024年过年前后，陆续有数位拼多多前员工爆料该公司滥用竞业协议的情况，引爆舆论热议。例如，微博网友“洋洋要活下去”自陈，其于2023年7月自拼多多离职，并拒签了为期6个月的竞业协议，但拼多多依旧给其发放竞业补偿金，并将竞业协议邮寄到家，使得竞业启用成为既定事实，继而通过跟踪偷拍等方式掌握其“违反竞业协议”的“证据”。2024年3月，拼多多向上海长宁仲裁委申请，要求该网友赔偿42.3万元。2024年4月28日，该网友发微博表示，拼多多只要自己返还1.5万的竞业补偿，就愿意撤回仲裁。不久后，该微博被平台删除。该网友并不打算就此和解姑息，决意继续进行诉讼，抵制拼多多的索赔。目前该案尚未有可信的进展。

又如微博网友“草娃故事”，其于2022年7月作为应届毕业生入职拼多多，8个月后离职，却被要求竞业9个月，后遭到拼多多索赔28万元；另一位拼多多前员工赵某则遭到了48万元的索赔，尽管他离职后进行了诸多个人隐私防护，却依然能被拼多多跟踪“取证”。2024年初，包括ta们二人在内的11位拼多多员工联名发文揭露拼多多滥用竞业协议的行为，其中最高索赔金额可达450万。据网友整理的信息，此时ta们的维权行动大部分仍处于一审阶段，个别尚在仲裁阶段的也难以指望获得有利于自己的仲裁结果。

进展与梳理

2024年3月21日，有多名律师表示愿意为拼多多的前员工们提供法律支持，在那之后并无更进一步的详细信息释出。由于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的匿名化处理，尚不能找到2024年内明文表述与拼多多竞业纠纷相关的记录。这些前员工的维权进展目前从网上很难了解到确切信息，舆论关注转移是一方面因素，另一方面各平台也在对这些维权声音进行封堵，一些曾发声维权的前员工微博账号现已无从检索。

实际上，竞业限制纠纷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据2018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竞业限制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竞业限制纠纷案件数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集中分布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领域，劳动者上诉率明显高于一般劳动争议案件。2018年的这份报告同时指出，“竞业协议签订范围扩大”已成显著趋势；而竞业适用性、竞业关系的认定、违约金的合理区间等毫不意外是过去与现在共有的“老大难“问题。以江苏省公布的2015至2020年间226份竞业限制相关文书为样本，有统计表明，无论一审还是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竞业协议有效的比例都占据多数，且二审维持原判的比例也占据多数——由此管中窥豹，劳动者在竞业纠纷案中大多难以在一审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即使选择上诉也很难改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选择为拼多多前员工提供帮助的律师们会将这次维权视作“争取极度渺茫1%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拼多多滥用竞业协议的舆论爆发后两个多月，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其中就有关于“竞业限制协议不能限制非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的案例。该案中，一名推拿师离职后遭到竞业索赔，仲裁委与法院均不予支持，理由是该公司无法证实推拿师的保密义务，即竞业限制对该劳动者的适用性。然而，该案例的典型性对于以拼多多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竞业来说，却是不典型的。“被竞业”的拼多多员工们面临的一大难点，正是在竞业限制的适用性上，ta们的工作内容并不像推拿师一样能够直观确认到涉密的可能性，而许多法院倾向于认为，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就负有保密义务。

工劳评论

竞业协议的本意旨在保护企业商业机密，但现实告诉我们，它作为对于劳动者的控制、威慑手段同样有效。正是因为竞业协议在实践中存在太多暧昧模糊的地带，使它能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竞业适用性的模糊）、有效性（竞业关系认定的模糊）、收益性（违约金合理区间模糊）的劳动控制手段。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外包工、实习生等企业内的底层劳动力，以及如厨师、推拿师等在一般印象里完全和“机密”不相关的职业，居然也能成为竞业限制的对象。

面对竞业限制的无理要求，大部分求职者并没有太多选择，尤其是进入经济寒冬的今天，即使明知饵中有钩，仍有不少人只能一口咬下。部分法律从业者认为，竞业限制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对其进行滥用的企业上。然而高达百万乃至千万的违约金，压在一个个如你我般普通的员工身上，这幅让人惊心动魄的图景很难不让人怀疑：在当前资方显著占优的劳资关系态势中，一个名义上客观合理的制度，不仅没有推动双方的均势化，反而愈发成为弱势方的重压，它真的如其声称的那样合理吗？竞业限制滥用的行为甚至算不上违法，用于劳动控制可谓无本万利；但劳动者一旦利用法律维权“频繁”，则会被扣以“恶意讨薪”。对于个别面临竞业限制的劳动者来说，或许有一些应对的经验，可以减少被原公司竞业索赔的概率，但问题的源头始终是那个让劳动者“别无选择”的劳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