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受过教育的了解”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大学里的人文教育课程，就是建立在教授是业余知识者的理念基础上的。教授人文基础课程“经典阅读”（伟大著作阅读）的绝大部分教授都不是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专家，他们传授的是“受过教育的了解”的那种知识，他们的任务是引导学生对经典著作进行思考和讨论，这是一种判断能力的培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事情作出判断，依靠的主要就是这种能力。

学人：您在各种文章与访谈中反复提到一个知识群体，即所谓的“中国‘后学’左派”。您至今还把他们当作论战对象吗？在您眼中，他们是不是逐渐成了对公众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徐贲：“后学”是上个世纪末的一种思潮，已经成为过去，但“后学”左派的影响依然存在，但未必是什么积极影响，譬如狭隘的民族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道德相对论、文化部落主义、偏执的身份政治、犬儒主义。这些不一定是后学本身的必然推导，而是中国式淮橘为枳的缘故。对这个问题，我在《文化批评往何处去》一书里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展开了。

学人：女性主义思潮兴起，性别议题也成为中国知识界和舆论场的焦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女性主义常常被男性主导的国家或革命叙事边缘化，而在当下的中国，您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对女性主义的接受程度如何？女性主义在人文启蒙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徐贲：我前面提到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就可以看作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人文启蒙作品。当然，阿特伍德本人并不同意这种仅仅限于女性主义的阅读，因为女权问题是普遍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什么是“女性主义”，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才能决定《使女的故事》是不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阿特伍德说，“如果你指的是一本宣传意识形态的小册子，里面所有女人都是天使，或是失去道德选择能力的受害者，或者二者皆是，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说的是这样一部小说，里面的女性均为有趣且重要的人类——性格各异、举止不同，……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意义上，许多书都是‘女性主义’的。为什么说女性问题很重要，值得关注呢？因为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类命运的重要参与者，没有女性生育，人类将不复存在。正因如此，对成年女性、少女、幼童的大规模强暴和谋杀长久以来是种族灭绝战争以及其他意在征服和剥削某个群体的战争的特征之一。”女性的地位和处境是制度性质的标志，“控制妇女和婴儿，是地球上每一个专制政权的特征。……对那些推行强制性生育的人，我们应该质问：这么做‘谁能获利’？有时是这部分人，有时是那部分人。总有人获益。”

女性权利是一种公民权利，女权就是人权，这个思想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1759-1797）的《人权辩护》《女权辩护》中就已经有了清晰的表述，对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眼下中国大学里的一些女性研究局限在“文学研究”的专业框子里，关注的是女性写作、女性人物、女性叙事这样的“专业”问题，也有涉及女性解放的，虽然有一些新名词和新概念，但很难设想这样的女性研究能产生沃斯通克拉夫特那样的社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