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的解释忽视了一点，美国境内的诺加雷斯市和韩国采用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部施加的。美国境内的诺加雷斯市之所以采用了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是美国通过战争兼并了墨西哥的领土，而将美国的制度扩展到了诺加雷斯市。韩国的情况也类似，是因为有美国驻军，美国对韩国在政治上干预和影响的结果。如果韩国没有美国的驻军和影响，韩国不可能演变成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当然，美国对韩国的影响没有对美国境内的诺加雷斯市的影响强。美国影响对韩国演变为包容性制度是必要和关键的，重要的，但不是充分的。韩国内部的某些因素也起了作用。而对美国影响对诺加雷斯市的制度形成却是必要的和充分的。
再来看二位作者对拉丁美洲殖民地和北美殖民地形成不同制度的解释。他们认为“西班牙人建立了一套为剥削原住民而设计的制度”，为拉丁美洲榨取性制度形成和演变的源头。之所以如此，在于拉丁美洲有众多的原住民可供西班牙人奴役。而等英国人开始开拓海外殖民地时，“但他们已经是后来者，选择北美不是因为那里吸引人，而是因为那里是仅有的选择”。英国人于1607年5月14日，在现今的弗吉尼亚州建立了首个殖民地詹姆斯镇。“虽然弗吉尼亚公司拥有的船所载的殖民者是英格兰人，但他们的殖民模式深受柯尔特斯、皮萨罗和迪托雷多建立的样板的影响。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抓住当地的酋长，利用他来取得补给品，并胁迫原住民为他们生产食物和财富。”但他们很快发现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役使榨取原住民的殖民模式，在北美不管用。北美的原住民人口稀少，也没黄金。“（殖民者领导之一）史密斯最先了解到，（西班牙人）柯尔特斯和皮萨罗（在拉丁美洲）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殖民模式，在北美洲就是不管用，原因是基本环境差异太大”。
于是，他们改换思路，从英国本土引进劳工，建立榨取性的劳工制。“在弗吉尼亚不可能采用像墨西哥和秘鲁一样的通过剥削快速致富的方法，这里没有黄金和贵金属，而且无法强迫原住民工作或提供食物。史密斯发现，如果想建立能够存活的殖民地，殖民者就必须工作。因此他恳求主管派遣合适的人来”。于是，“弗吉尼亚公司认为，如果无法剥削原住民，也许可以剥削殖民者”。在从英国本土引入劳工后，“盖兹（总督）和他的助手戴尔爵士在殖民地实施的‘新方法’，是一套对英格兰殖民者极其严厉的工作制——当然不包括管理殖民地的菁英们。”“在新的殖民开发模式下，弗吉尼亚公司拥有所有土地，居民都住在营房里，由公司发给规定的配给品。工作队也由公司编排，各队由一名公司代理人负责监督。那很接近戒严状态，死刑是最先采用的惩罚”。
结果发现也没有效。英国本土来的劳工无法忍受苛刻的劳工制，逃到野外或加入印第安部落是可行和更好的选择，而管理者又很难阻止。“在新工作制下，对必须工作的殖民者来说，逃跑并投靠当地人变成愈来愈吸引人的选项。此外，由于当时在弗吉尼亚即使是原住民的人口密度也很低，独自在荒野生活以逃避弗吉尼亚公司控制也非不可能。公司的力量在面对这些选项时十分有限，无法胁迫靠着仅能维生的配给品生活的英国殖民者卖力工作。”
最后，才改为诱因制，分给所有殖民者一小块田地。并“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制订治理殖民地的法律与制度的权利”。
“弗吉尼亚公司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承认，他们初期的殖民模式在弗吉尼亚不管用，而且也经过很久才明白“神圣、道德与军事法”的失败。从1618年起，该公司才开始采用一套大不相同的新策略。由于无法胁迫当地人或殖民者，唯一的变通方法是给殖民者诱因。该公司在1618年开始实施“人头权制”（head-right system），给每名男性殖民者五十英亩土地，每多一名家庭成员则再给五十英亩，他们带至弗吉尼亚的仆人也并入计算。殖民者可以获得房屋，并且解除合约的束缚；而在1619年，大议会（General Assembly）成立，实际上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制订治理殖民地的法律与制度的权利。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起源。”
两位作者于是将拉丁美洲和北美两块殖民地制度起源和演变的不同归因为拉丁美洲有众多的原住民人口和黄金，而北美原住民人口稀少和没有黄金。但这个归因并不正确。我认为，对两块殖民地制度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受榨取的原住民和殖民者。为什么拉丁美洲的原住民就顺从了西班牙殖民者的榨取，而北美殖民者却没有顺从殖民者菁英的榨取呢？决定这一差异的便是不同的文化。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在殖民者来之前，就受到本土统治者的奴役，千百年来就受这种奴役，认同和顺从了这种奴役。西班牙人来了后，奴役他们，只是换了个主子，奴役和榨取的程度可能还低些，所以他们就接受了，才使得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榨取制度成为可能。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榨取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原住民榨取制度基础之上的。“为了找到他需要的劳工，（西班牙殖民者）迪托雷多迁移几乎所有原住民，把他们集中在称作‘控制营’的新城镇，以方便假西班牙国王之名剥削劳动力。然后，他重新启用和修改一种称作米塔的印加劳动制度，米塔在印加语言克丘亚语的意思即‘轮流’。根据米塔制度，印加人曾利用强迫劳动的方式经营专门提供食物给神庙、贵族和军队的农场。印加菁英则反过来提供饥荒时的赈济与安全。”
而来自于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则具有了争取自由的价值理念。在建立詹姆斯镇殖民地之后，英国人于1620年在现今的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这批殖民者主要是清教徒，乘坐一艘名为“五月花”的船只而来，在船上，他们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以“建立、组成、构建这样一个公正、平等的法律、典章、法令、宪章、职事体系”（《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成为北美殖民地制度演变的重要基础。有理由相信，詹姆斯镇的殖民者与普利茅斯的殖民地一样，秉持自由、公正、平等的信仰或信念。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房龙在《美国简史》中所说，虽然北美殖民者中“有宗教狂、契约奴、喜欢冒险的小伙子、破产的商人、失意的贵族、逃犯、私自离开船的水手、丧失土地的农民”，但他们“具有了一种崇高的共同信念。我所说的信念是：在新大陆上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未来幸福完全有赖于自身的努力，那些愿意居住在荒原上的人们才是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因而，不可能用拉丁美洲殖民地榨取性的制度来统治北美殖民者。
如果北美殖民者精英一开始就从非洲引进黑奴，那一样可以在整个北美建立起后来在美国南方建立的奴隶制，那么整个北美就和拉丁美洲一样会演化成榨取性制度。只是因为美国北方建立起了强大的自由民主制度，通过内战废除了南方的奴隶制，才将自由民主制度扩展到南方。所以，北美原住民人口稀少和没有黄金并不能说就是北美演化成包容性制度的原因。只是条件，而不是原因，原因是北美殖民者宗教和文化中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
或许可以这样解读两位作者提到的制度演变的“微小差异说”。不同群体或民族在萌发期所呈现的制度差异很小，但决定制度的文化因素，特别是价值观相差很大。但经历不断的生长发育和受环境影响，促进或制约，制度差异就越来越大。就像桃树和李树，在幼小时没有多大差异，但随着不断生长，差异就越来越大。比如古代中国，日本和欧洲中世纪都是封建制，差异不大。但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的封建制演化为郡县制；而日本和欧洲一直保持封建制，直到在近现代演化为民主制。因为价值理念不同，中国是“君权至上”，只要专制统治获得了相应的控制手段和经济基础，就会尽最大可能集中和扩展权力，直接行使权力。而日本和欧洲，在君权之上和之外还有神权，君权要受神权的制约。因而日本和欧洲的封建制能长期保持稳定。
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并不是由精英决定的，而是由大众所决定的；不是由统治者决定的，而是由被统治者决定的。因为精英和统治者是少数，大众和被统治者是多数。精英在价值观念和制度上起引导和创立作用，但只有被大众接受了，才能成为主流意识，才能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并保持稳定和可持续性。
从人类以往的历史来看，经济增长和繁荣首先出现在基督教文化圈，这绝非偶然。后来其它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文化圈价值理念、制度和技术外溢和扩散所导致的。就中国而言，在近代被西方国家叩开国门后，发起了“洋务运动”，就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对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调整。经过不断的革命，最终通过引进列宁式政党而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两位作者在书中大致描述了毛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称“1949年后产生的政治及经济制度都是高度榨取式的”。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重生随之而来的是重大的转移，从一套最高度的榨取式经济制度转向比较广纳的制度。”就是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专制或威权的，是榨取性的，但经济制度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或广纳式。两位作者反驳了“威权式成长”具有有利性及可行性，认为其不具有长期性。“中国之达到经济成长，绝不是拜其榨取式政治制度之赐；相反，过去数十年来成功的成长经验全是因为摆脱了榨取式的经济制度，走向更为广纳式的经济制度所致。”“成长的过程是立基于追赶效应（catch-up）、输入外国技术，以及输出低端产品，这种成长可能会维持一阵子，但也可能无以为继，特别是中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时。”“威权统治（中国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虽然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少了广纳式经济制度及创造性破坏的支持，势将无法转型成为长久的成长。”
两位作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的解释和未来判断非常到位。中国榨取性政治制度和程度不高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无法提供技术创新，在与西方技术差距比较大时，通过引进技术能促使经济高速增长。其它因素则包括一定市场自由度的激励效应、参与经济全球化、低廉的劳动力和高强度的劳动投入等。而当技术差距缩小时，再加上西方国家开始对高技术转让的限制，自己不能自主创新，经济就没有了增长空间。当然，还有其它因素会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包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进而内需不足，失业率上升等等。
总的来说，在此书中，两位作者制度决定经济繁荣的观点和解释言之成理。但将制度的产生归因于“微小差异”、“制度飘移”和关键时期的偶然事件，比如大西洋贸易和黑死病，则不能苟同。应该是文化决定制度，是蕴含于文化中的核心价值理念决定制度。
2024年12月12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