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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中旬，由于抗战局势恶化，继南京沦陷之后，武汉也岌岌可危，湖南不再安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云南办学。全校师生兵分三路，其中一路由336名师生组成，徒步前往昆明。

这支队伍由体检合格、体力较好的师生组成，从长沙出发，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进入云南，一路走到昆明。这支步行队伍，全称叫湘黔滇旅行团。为保证安全，军委会指派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黄钰生担任教导员，对旅行团实施军事化管理。

旅行团所有团员，每人发给长沙特产大型油纸伞一把，学生一律军人装束，身穿土黄色崭新制服，扎绑腿，背干粮袋、水壶，外加黑色棉大衣一件。教师中亦有自备竹制手杖者。

旅行团2月20日出发，全团分为两个大队、6个中队、18个小队。大队长由教官邹镇华、卓超二人担任，中队长和小队长分别由学生担任。

2月22日下午，大队人马乘船抵达益阳城外之清水潭。因上游水浅不能行船，遂于23日舍舟登陆，三千余里之长途旅行自此开始。

此乃旅行团自益阳出发时所摄

此次徒步昆明，全程68天行军，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晓行夜宿，长途跋涉1600余公里，除车船代步和旅途休整外，实际徒步行军40天，行程约1300公里。

当年，湘黔一带土匪横行，山野村寨常有抢劫财物、杀人越货的事情发生。其中湘西土匪尤为猖獗，不但人数众多，且拥有新式武器，包括重机枪与小钢炮等装备。有时为争抢地盘，甚至敢与当地驻军交战。临时大学组成的旅行团之所以实行军事化管理，由全副武装的军人保护随行，就是怕途中遭遇匪患，发生不测。

为确保师生安全，临出发前，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专门派人与沿路土匪打招呼，告知有一批穷学生将徒步前往云南读书，请各路黑道大哥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骚扰学生。

此后一路下来，湘黔滇旅行团并未与土匪遭遇，所有路段皆平安无事。

旅行团进入湘黔交界处时，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情欢迎。在玉屏县境内，县长刘开彝专门张贴告示，通知县内商民，鉴于“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

3月17日，旅行团到达玉屏县，受到县长刘开彝、各界代表及童子军的热烈欢迎，食宿等诸方面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关照。

此后进入贵州境内，沿途各村寨的地保皆敲锣提示，要商人与百姓不要抬高物价，以方便过路的师生。有的县份甚至派出中学生到城郊列队欢迎。

欢迎场景在省城贵阳达到高潮。这一天正赶上滂沱大雨，旅行团师生仍然步伐整齐，冒雨行军，一路歌声嘹亮进入省城。贵阳民众见状，齐聚大街两旁，鼓掌欢呼，与旅行团的队员们在雨中握手拥抱。当时大家的心情，都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士兵，抗战胜利是迟早的事情。

68天的长途跋涉中，旅行团的师生们一边行军，一边深入社会。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结合湘西、黔东一带的地形地貌，讲解相关地质知识。闻一多教授则指导学生收集民歌民谣，他自己同时还用铅笔写生，描画民情风俗。

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的故事更是为师生们津津乐道。曾昭抡是晚清名家曾国潢的后代，他虽然少年时就在长沙教会学校读书，又是清华出身，留美博士，但他与其他出国留学的学者大不相同。一般留学归来的教师，总是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曾昭抡却总是身穿蓝布大褂，显得皱皱巴巴的，有些破旧。

据联大学生何兆武说：朱家骅刚到中央大学任校长时，有次召集系主任开会，看见曾昭抡穿得破破烂烂的，问他是哪个系的。曾昭抡答是化学系的。朱家骅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昭抡也不解释自己就是系主任，当即扭头就走。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出了校门。随后被北大聘去做了化学系主任。

旅行团行军期间，曾昭抡总是显得毫无倦色。每天清晨，当大家离开驻地，身披星光走了二三十里的路程，天才放亮。此时，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道路前边的界碑石上写日记了。他什么时候起床上路的，大家并不知道，但估计至少要比大队伍提早一两个小时。这让学生们不能不佩服。

旅行团进入后期旅程，接到学校通知，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名声从此如雷贯耳，享誉天下。

旅行团队伍抵达昆明

4月28日上午，旅行团师生风尘仆仆，抵达昆明东郊，受到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等先生和一众学生的欢迎。随后，大队人马向城内行进，场面甚为壮观。当队伍经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临时租赁的拓东路宿舍门前时，史语所打出了“欢迎联大同学徒步到达昆明”的横幅，以表示致敬嘉勉。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夫人陶曾榖、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的夫人梅美德，均携带各自的女儿与一群当地儿童，在路边设棚奉茶迎接。当旅行团师生前锋一到，大家立刻欢呼上前，端茶送水，向远道而来的联大师生献上鲜花。

队伍进入昆明圆通公园，在唐继尧墓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旅行团团长黄师岳中将站在队伍前逐一点名完毕，将花名册送交到梅贻琦先生手中，表示旅行团任务到此完成。这个简单而神圣的仪式，从此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当名垂青史，与日月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