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执政党很习惯以胜利者的口吻谈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外国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尤其是在民主国家，这保证了北京拥有定期更新的国际观众。自苏联解体以来，海外观察家们已经不再那么习惯了，他们如今不太可能将习*近*平关于中国崛起的戏剧性言论视为（至少部分）毛泽东宣称自己是“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以及列宁庆祝布尔什维克点燃全球革命火花的呼应。这就是列宁主义政党向世界以及向自己讲话的方式。
列宁主义的宣传也通过重新利用自由主义的提法来为威权主义服务，从而混淆视听。因此，与之前的苏联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其压制性制度是民主的，且在事实上比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更完美。北京自诩为人权捍卫者，但中共断然拒绝中国名义上在国际公约和其自己的国家宪法（而不是党章）中享有的普世权利（如言论或集会权利）。例如，虽然中共赞扬其对性别平等的承诺，但习*近*平在2023年10月利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会议劝告中国妇女结婚生子。在全世界范围内，一个专制、重商主义的中国不太可能将自己标榜为“民主”全球秩序和自由贸易的捍卫者。
否认信息也是塑造国内外舆论的有力工具。尽管如今的中国比苏联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或40年前的中国）更加开放，但对数据的限制（一直以来都很严格）近年来急剧恢复。外国企业、学者和其他人士发现，获取以前可用的信息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北京大幅减少了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存在，在许多市场的头版删除了对中国的批评报道，并增强了中共原创报道塑造舆论的能力。
苏联的另一个遗产是干涉别国内政。中共的成立本身就是苏联秘密对外行动的一次演习。
即：共产国际特工帮助组织了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地下成立大会，并在中共早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金、设备和专业知识。布尔什维克为了他们的慷慨解囊，要求当时仅仅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分支的组织严格服从。苏联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遍及世界各地，并贯穿了整个苏联历史，内容和强度各不相同。虽然列宁主义国家对外国干涉的垄断并不比对误导性国家宣传的垄断更大，但它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的正式制度和规范驱动因素，以及对它们的限制并不多。
这是意识形态影响行为并为其辩护的又一个领域：列宁主义政党自诩为“科学”历史力量的唯一解释者，却带着强烈的例外主义意识行事。它只在国际规则和规范有助于实现领导层的目标时才遵守它们。法律对党在海外行为的约束并不比在国内行为的约束更大。
因此，观察家们不会惊讶于，在1950年代，中国指挥殖民地马来亚的共产主义叛乱分子，与北京当前操纵世界各地民主选举和当地媒体的努力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由历久弥新的中共机构指挥的，目的是塑造符合北京喜好的国际秩序。
虽然从未取得过毫无掩饰的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在许多国家促进了对中国的正面看法，当然也掩盖了其他国家对其意图和野心的理解。习*近*平大大激发了外国影响力行动，但仍处于中共创始人一个世纪前从莫斯科接受的正统体系的界限之内。
俄罗斯的过去和中国的未来
苏联的历史也能帮助观察者预测中国未来的一些方面。苏联的解体证实了共产主义政权并非不朽。尽管如此，中共的党国制度仍可能长期统治中国，而且该制度不太可能（很快）像苏联那样结束。
列宁主义制度极其坚固，能够经受住巨大的内部和外部滥用。在通过本土斗争建立此类政权的国家，致命弱点是内部精英的不和，而不是外国压力或民众起义。事实上，苏联以共和国的形式和平解体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不可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
如果朝鲜和古巴在摆脱苏联救济后度过了几十年，那么如果不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热情的意外后果，拥有所有优势的苏联肯定可以坚持更长时间。声称美国的压力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根据的。一位更传统的总书记会利用外国威胁来延长苏联体系的寿命——尽管这会进一步损害繁荣和人权。
中共不太可能走上苏共的灭亡之路，原因很简单，北京牢记苏联解体的教训，时刻警惕，防止苏联解体重演。此外，中国的党国体制拥有戈尔巴乔夫所没有的资产，尤其是庞大的经济，即使速度较慢，未来也可能会继续增长。当中国最终从列宁主义统治过渡时，它将走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
尽管如此，苏联解体仍然有助于预测中国的变化。
首先，意外总是会发生。1991年苏联的解体并非不可避免，在许多方面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尽管如此，尽管苏联领导层抱有良好的意愿，且直到很晚的时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然其政府忠诚不渝，但苏联解体还是发生了。历史上充斥着由意外、混乱和多重错误驱动的政治变素。这几乎肯定会在某一天适用于中共的统治。最大的疑问之一或许是：这一转变是突然发生的，还是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目前，这还是个未知数——不过，在未来几年内，这一进化路线似乎不太可能出现。
苏联经验的另一个启示是，一旦公民意识到真正的系统变革前景，党员的多样性就确保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广泛的视角。列宁主义政党自以为是精英革命先锋，这加剧了外国人对这一点的误解。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拥有近1亿党员，是仅次于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世界第二大政党。中国苏联式的“群众”组织，例如工人、妇女和青年组织，将数亿人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尽管在思想和目标上看起来统一得令人生畏，但党的忠实拥护者实际上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4亿人民的庞大横截面。
只要一个执政的列宁主义政党仍然运转良好、纪律严明，大多数公民就会“随波逐流”。然而，当认真考虑变革的前景时，隐藏在党派控制、个人私利和意识形态壁垒背后的多样性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以苏共为例，一个庞大的、看似铁板一块的政党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就解体了，它的许多成员加入了随之出现的一系列政党。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经常遇到一些共产党员，他们私下里出于各种原因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表示强烈不满，这表明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多样性。这些人现在还在中国，很难相信其他人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不管他们目前的公开行为表明了什么。
不管中国多么虚张声势，中国的列宁主义体制充分认识到，其生存取决于永远的警惕。无论是股市不稳定、疫情处理不当，还是抗议者举着白纸，中共都需要将每一次意外视为对整个体系的潜在威胁。
结论
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采用苏联模式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千篇一律的过程。随着政党上台，当地的历史、环境和利益深刻地影响了新政权。列宁主义实践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与苏联并不是一模一样的。
1949年前中国的政治历史以威权主义为主，其哲学倾向于等级制度和控制，文化保守，这些对中共统治至关重要。这些条件为共产主义统治总体和中国列宁主义国家的特殊性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然而，这些条件并没有预先决定我们所知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创始人不是以西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榜样，而是以最残酷的政党之一为榜样。中共今天的内部结构、实际行为以及党章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持续推崇充分表明，苏联模式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