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对于许伯伯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有一天，许伯伯也被关了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毕竟还小，并不知道为什么关他，记得的只是那时有很多人都是关在办公楼的地下室。
那地方阴暗潮湿，不见天日。人在其中，与囚犯无二，自由与尊严都一起被人剥夺。许伯伯自然也在其间。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许伯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进行了反抗。一时间宿舍里遍传许伯伯畏罪自杀的消息。说许伯伯被关前就把刀片放在帽子里，带了进去，然后割脉自杀。
许伯伯割的是哪个部位，我吓得连问也没敢问。所幸许伯伯并没有因此而丧生，他被人及时发现，送到了机关医院。经过抢救，他活了过来。
对于许妈妈和儿女们，这自是件天大的幸事，但对于决意去死的许伯伯自己呢？很难说是不是好事了。
有一天，我从医院门口过，偶然地看到了那里贴着许妈妈率儿女们写的感谢信，感谢党感谢领导感谢医院救了许伯伯，看时心里竟有一种十分异样的感觉。那张贴在墙上的红纸感谢信便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许多年后，我又一次从那医院门口过，脑子里还浮出感谢信的样子。突然间，我就想，不知道当时的许伯伯是不是也怀有这样的感谢，不知道许妈妈写这份感谢信时心里又是怀着怎样的伤痛和酸楚。
我父亲说，一个人最怕被剥夺的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身份甚至连家庭都不是，而是他的尊严，把这个丧失掉了，他活着的意义又有什么呢？
我并不认为我父亲这话说得多么对，但我却记住了它，同时也记住了许叔叔没有表情的面孔和贴在医院门口那张大红色的感谢信。
03
善良一生难道就会真有善报？
花伯伯家同我家是世交。这个交情一直得追溯到我母亲上中学的时候。花伯伯的妻子静湘阿姨是我母亲二姐的同学。当我母亲去九江一所教会学校读书时，母亲的二姐便将我母亲讬付给了静湘阿姨。
这大约是六十年前的事情。
自此后，我母亲同静湘阿姨的友谊一直延续着，直到母亲去世。因为静湘阿姨的缘故，多少年来，花家对于我家来说，就如同一门亲戚。
在我见过的人中，再也没有比花伯伯脾气更好的了。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见他生过气。他哪怕跟最不讲道理的人或最顽劣的小孩说话也都是笑意满面，轻言细语。
尤其对小孩，不论哪家的，在花伯伯眼里，都是自己的孩子，他在他们中间，脸上总会由衷地露出欢喜之情，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糖来。
记得六十年代末，花伯伯带我上街，我难得一次出门，出去了便满街乱窜，花伯伯便跟在我后面在人群里跑来跑去，不阻止我也不批评我，仿佛随了我的意也是他最大的乐趣。
这件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当时甚至想到要是大人都像花伯伯这样多好呵。花伯伯对小孩的热爱，不分任何等级，也没有任何止境。或许是因为花伯伯是天主教徒的缘故。
花伯伯曾经在日本学医，回国后就当了医生。抗战期间，我父母在昆明时，花家也在那里，花伯伯开了一家诊所。常常有些穷苦的病人看病没钱，花伯伯便不收费。这且不说，他还经常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让病人拿去买药。我母亲常说，花伯伯这个人心肠最好了。
我家和花家有着不解的缘分。我父母离开昆明后，几经周折，搬到了南京，而花家竟也在南京；然后，我父亲又因工作调动到武汉，此时的花家也在我家之前先迁来了武汉。
两家大人坐在一起时，就常常奇怪，说是职业又不相同，事先也没约好，怎么一走就走到了一起，竟一连走了三座城市，不晓得是什么缘故。
在武汉几十年中，花家几乎是我家唯一可以走动的亲戚。
但在一九五七年，善良的好脾气的花伯伯竟被打成了右派，从此花家便生活在阴影之中。
花伯伯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似是因为花伯伯喜欢写一些普及卫生常识的小文章。如果说这一类的小文章也能对国家造成伤害，真正是让当今人笑掉大牙。然而花伯伯却因了它们断送了自己的一生：他再也没有当医生的资格了。他的生活内容只剩下了“改造”。
“改造”这两个字，对于中国知识份子，有着一言难尽的内涵。在这支庞大的“改造”大军里，花伯伯同大家一样，只能低头认罪，唯命是从。
六十年代末，花伯伯被安排在医院里负责挂号。虽然这样的事不应该由花伯伯这样的人来做，但被“改造”过的花伯伯竟也没有半句怨言。他带着他永远的笑容和谦和，很敬业很认真地做这份简单的不必有任何医学知识即可以做的工作，认真得让你觉得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天真呢？
等到七十年代，花伯伯终于等来了平反的一天，但他却已经老了。而且很快就得了病。所有他应该得到的东西，比方房子，都因了这“老”而不再有他的一份。
老而病弱的花伯伯在床上躺了七年，一家人就始终住在两间很小很小的房子里，用着公共的厨房和厕所，很痛苦也很无奈。
我最后一次见到花伯伯时，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那是在我一次出差的前夕。正是那天，我离开后几分钟，花伯伯便离世而去。
当我出差回来再去花家时，便只看到了花伯伯的一份遗嘱。遗嘱上写着要把自己的尸体给医院留作解剖用，还写着他的丧葬费和抚恤金不必发了，请用那些钱买些糖果给幼儿园的小孩子们吃。
读着那份遗嘱，我心里有些难过，也有些茫然。我想像花伯伯这样的人，他对他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怀着怎样的一副慈悲情怀呢？为什么生活对他那样恶，他却永远以善来回敬生活？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善有善报”。我曾经对这句话深怀敬意。然而，当我看到了花伯伯的善良一生却又坎坷一生的经历，便觉得生活给我们的感受和书本给我们的道理，相距十分遥远，甚至想，人一生总是善良是不是就对了？
04
人格的力量无法抗拒
我父亲所在单位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叫“长办”。父亲常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办公室，它下面的职工有好几千人。
“长办”是专门治理长江的。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以及长江上许多水电站，都是他们设计的。“长办”的主任叫林一山。他是个级别很高的领导，我们小时候听说在湖北只有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任重可以同他一比。
而且还听说周总理和毛主席都特别欣赏他。一度传言毛主席曾表示不想干主席，想要跟他一起去修三峡。这当然是大领导对属下的一句玩笑话，可林一山却因了这样一些趣事，在整个“长办”都颇有传奇色彩。
“WG”开始后，林一山受到冲击是自然的。记得那时我们宿舍院子里的红墙上到处都用墨汁写着“打倒〇一三！”我起先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经我小哥指点，方恍然：〇一三就是林一山。
小哥还告诉我说，林一山有一只手受过伤，大字报说是他因当叛徒而受伤的。这个信息令我吃了一惊，于是想到爸爸竟在一个当过叛徒的领导底下做事，真是有着万分的委屈。那时我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有强烈的爱憎感，但却不懂得对与错。
“长办”有一个俱乐部叫长江俱乐部，绿色琉璃瓦屋顶，乳黄色的外墙，很漂亮很典雅，是我们很喜欢去的地方。“长办”所有的庆典都在那里举行，理所当然，“文革”中所有批判大会也都在那里召开。
一九六六年的一天，长江俱乐部开会批判林一山。虽然林一山是叛徒的说法流传很广，但他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始终有一种神秘感，我们想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欲望很是强烈。于是我和几个同伴决定去看这场批判会。
长江俱乐部的看门人因我们是职工的孩子故而对我们并不严加看管。我们很轻易地混在大人堆里看开会。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种会议自然毫无趣味，而且林一山坐在台下的第一排位子上，我们根本就看不见他。
我们盼来盼去，才好容易盼到了休场。大人们纷然出去透气，林一山却仍然坐在那里。
我们跑到他的跟前，看见他正在一个小本上记录着什么。他的手果然是受过伤的。我挤上前去问：“你的手是当叛徒时受伤的吗？”
林山抬起头，严肃地说：“不是，我是跟日本人打仗时受的伤。”
我说：“你骗人。”林一山说：“我从来都不骗人！”
我没来得及问后面的话，便被其他孩子挤到了一边。
回家后，我告诉父亲。父亲感叹万千，说林一山这个人是个硬骨头，他不像别的领导人那样为权宜之计从头到尾都认错。他始终很强硬，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从不承认他在执行资产阶级路线。
父亲过去并不喜欢林一山这个人，可在“WG”中他却对林一山的傲骨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因为像林一山那样不管你怎么批我、斗我都坚持自己观点的做派，是父亲这类软弱的知识份子们想做而不敢的。
后来我们就听说林一山被关进了大楼的地下室——那个阴暗潮湿不见天日的地方。再后来我们又听说被囚的林一山竟找看守讨得一些沙子，然后利用遗弃在地下室的水泥和那里面长流不断的阴水，一捧一捧地筑起了一条小小的挡水坝。
这件事是怎么传出来的，我并不清楚，但它足以让所有听说过的人都产生万分的感动：为一个人不垮的意志感动，为一个人不屈的精神感动，为一个人永不放弃的追求感动，更为一个人永远挺立的人格感动。
以后，父亲去世了，我也离开了“长办”的宿舍大院。可每当我想起少年往事时，总会想起在长江俱乐部的我站在第一排座位前质问林一山的情景，想起林一山认真的对答。
虽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林一山，但他的精神他的人格却一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悄然地影响着我的世界观和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