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1983年，当时正值全国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反对倡导人道主义、反对接受市场经济理论、反对提倡艺术美学的自由主义倾向，社会氛围极度紧张。

自由亚洲电台文章称，陈奎德和另一位博士生先是收到了停学三个月的通知，要求他暂停博士学业，重新学习马列主义。但就在他等待更严厉的处罚时，事情又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清除精神污染只“运动”了二十八天便宣告结束，他们因祸得福，名声大燥，“结识了非常多的学界朋友，所谓自由化思想的人，都是志同道合的”。他后来成为1949年后西方哲学史专业的中国第一位博士。

毕业后，陈奎德留校任教，后来又接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任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参与了一切可以参与的改革，直至1989年，去国，被迫流亡。

陈奎德的八十年代，可以说是许多中国人八十年代的缩影。有希望，有动荡，有压迫，有热血，直至“结束了在中国的一切”。

中国民主活动家王军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我觉得不存在什么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如今大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怀念，在他看来并不符合现实，“那时候知识分子对邓小平也是非常不满意的，对赵紫阳也不满意，只是对胡耀邦还是比较满意。”

1980年的苦恋风波，开启了中国持续至今的电影审查制度。

中国人民对土地的私有权，是在1982年的宪法中失去的。

一同消失的，还有“通信自由”和“罢工自由”。

伴随着许多权利的悄悄消失，还有一些权利是人民自发争取来的，并不是政府主动而为。

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形容，1980年代的形势是“只有一条门缝，老百姓就能努力挤开一扇门”。

王军涛回忆说，“当时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是一直被打压的。比如魏京生、王希哲都不只被判了刑，而且是判了重刑。我们这些在高校中的人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清洗运动一直没有断过，而且每次都有一大批人受冲击。”“共产党没有一天是好的时候，一直也没有变。”

著名异议人士胡平说，“之前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确实过高。”粉碎“四人帮”与邓并没有什么关系，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纠正毛时代最大错误的动议，邓也不是第一推动者。

在蔡霞看来，六四前的80年代，邓小平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顺水推舟，虽然没有主动发起任何改革，但也没有阻拦；二是为中共在当时道路的合法性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于给老百姓自发的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盖了一个合法的印章。”

陈破空的八十年代，是意气风发、无所畏惧和“极度天真”的。

1985年，他和十名同济大学同学写信给胡耀邦，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四个月后，胡耀邦真的派人到学校来，与他们进行了座谈。

他后来搞民主启蒙，带领上海高校学生上街游行，“也没想过要害怕”，“从没想过居然还会倒退，没想过他们完全是反动的，还可以反攻倒算，还可以专制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