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报，有的是触目惊心的，有的也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思考。特别是关于斗李井泉的“反毛主席罪行”和批周扬的“文艺黑线专政”，由于这两个人牵涉我的一些个人怨愤，心底下真有许多说不出的复杂情感。我感到，运动中把这两个人当作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实在是胡乱加上去的罪名。但是，这两个人，也确实有不可原谅的罪错，那不是对毛泽东有罪，而是对人民、对文艺界知识界有罪。李井泉一贯左，“反右”运动中，四川知识界划右派人数之多，是全国第一的；“大跃进”运动中的虚报浮夸之盛，也是名列前茅的；后来四川农村中饿死人数之多，尤其令人发指。李井泉对这些事，是有直接责任的。至于周扬，他一贯执行毛泽东的文艺政策，哪有什么他的“文艺黑线”？他个人的罪错，主要是宗派主义，解放前反鲁迅，解放后反胡风，把文艺界搞成“一派掌权、排斥异己”的死气沉沉与离心离德的局面。“反胡风”运动，完全是由他一手制造出来的。在“反右”运动中，他作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干部，不但没有致力于保护文艺界少受伤害，反而火上浇油，尽量扩大“反右”的范围与声势。他确实是中国文艺界的罪人。我过去想过：假如“解放”后的文艺工作，不由周扬而由冯雪峰作领导，也许会少出许多冤案。但是，平心而论，李井泉和周扬，他们对毛泽东都是忠心耿耿的，把他们打成“反毛泽东”的“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纯粹是乱弹琴。这不过是因为毛泽东在他的极左路线搞坏了国家大事以后，看到党内高层存在着要“纠偏（反左）”的意向，他自己年事已高，害怕在自己身后，会遭到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的批判和“毁墓焚尸”的对待。所以，他必须先下手，把这些有可能成为“中国式赫鲁晓夫”的老干部，一律打倒，另行提拔一些绝对忠于自己的年轻干部，来做自己的接班人。同时，他知道自己在“反胡风”、“反右”、“大跃进”这些运动中的作为，已经在文艺界、知识界和人民群众中招来了许多怨恨，他需要找替罪羊，让这些老干部去承担“不执行毛主席政策路线”与“实行文艺黑线专政”等方面的罪责。这样，一方面，消除了知识分子与群众中长期压抑的怨气；一方面，借群众的斗争来把这些老干部打下政治舞台，使他们再也不可能在群众中对毛泽东进行批判。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心腹之患。岂不妙哉？——毛泽东的深沉大智，雄猜阴狠，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千古一人！

可惜，不久，那个电台似乎撤走了，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垃圾堆里的情报了。

2。格斗士戏剧的转化

集训队每天只出半天工，其余的时间都是学习。所谓“学习”，除了听干部讲话，听读报，主要就是开会讨论，或叫犯人互相揭发检举。一年到头，都是这样。在“文革”期间，犯人也要学会背语录，唱语录歌。不过，日子长了，揭发检举就只有在干部布置了以后，犯人才会紧张起来。干部没有布置揭发检举的时候，那学习就只是叫犯人谈对文件、报告以及时局的认识与体会。这样的学习，虽然干部强调每个人的发言都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但犯人往往把学习时间拿来“说空话”。可是，这“说空话”还真是一种不容易学会的本领。因为，每天的学习时间很长，下午四小时，晚上还有两小时，要说很多话才能把学习的时间填满。而集训队的犯人又都是有“思想包袱”的，许多人在学习时都在想自己的心思，不愿多说话，甚至根本不说话。其中，有的人是生来的木讷，有的人则是害怕说错了话要挨批挨斗。但如果一组人坐在那里，没一个人发言，冷了场，干部发现了，或有人向干部反映了，那是要挨训的。全队分为两个分队，学习通常都是以分队为单位。我是一分队的学习组长，要负责按时开会和作学习记录。每逢没有人发言的时候，我就得提醒大家“不要冷场”。幸而，后来新收监的犯人中，来了一位“空话大王”，他一发起言来，可以从五年前偷鸡蛋，三年前抠黄鳝，谈到昨天打牙祭，又从打牙祭谈到当前大好形势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再从电影上毛主席的神采奕奕想到了《南征北战》的战略思想，又从《南征北战》说到《上甘岭》那位女演员唱的那支歌，再从唱歌说到有一次学唱语录歌因为喉咙肿了唱不出，别人以为他装怪，自己又气又着急，生怕唱不好语录歌今后改造不好，后来幸亏是卫生员张驼子在山沟沟里找到了一窝“开喉箭”，拿来煎水当茶喝才医好了。然后联系到毛主席说过西医要学中医，又说到我们劳改队的卫生员应该向农村的赤脚医生学习，再说到医病不如防病，防病不如锻炼，你看我们农场的干部，每一个都红光满面，就是因为思想先进又锻炼得好；不像我们劳改犯人，思想反动，除了劳动就不晓得锻炼，弄得来一个个黄皮刮瘦。再说到干部对我们的改造，关怀得无微不至，看到有人在工地上晕倒了就喊卫生员来打针，让他好了可以继续劳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公民……等等等等。他一个人，可以包场，从学习开始说起，一直发言到学习结束，说得滔滔不绝，似乎说的也都和改造有关。但你如果要仔细想想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你才会发现，他说了几小时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组上自从有了他，就再也没有冷过场。就是从他身上，我才懂得了“说空话”也是一种本领。在集训队这样的场合，没有“说空话”的人，那学习就会是很恼火的。

实际上，集训队的干部，对于进了集训队的犯人原先在中队上犯了什么错误，一般是并不过问的。只有那些犯了“重案”关进“独居”正在交代问题的犯人，是特殊情况，要由农场的“驻场检察员”随时提讯，决定是否起诉判刑，而那也不由集训队干部管。所以集训队的干部最重视的，是犯人在集训队里面，是否有新的反改造活动。每年年终的“冬训”，是最紧张的时候，干部要号召犯人互相检举揭发。平时则只有发现了问题，才开批斗会作出处理。而集训队里面最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越狱逃跑”，另一类则是“反改造言论”。“越狱逃跑”的情况，多半是发生在刑事犯身上，因为他们逃出去以后，仍可以以盗窃为生。“反改造言论”则往往发生在“右派”犯人身上。监中还有不少在国民党中任过职的“老反革命”，因为改造时间长，大都已经退了火，谨言慎行地不容易出问题。在集训队的“右派”犯人中，有两个人最被干部注意。一个是一分队的任世同，一个是二分队的杨长虹。这两个人在集训队干部眼里，是一贯反改造的顽固分子。“文革”开始以后，他们两个人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封号，叫“反改造祖师爷”。

任世同原先是在北京参加工作，最初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调到了重庆，在一个工厂里工作。1957年划为“右派”以后，被送劳教，编入了四川省劳改局所属的415劳教筑路队。后来因为在成昆铁路的筑路劳动期间，涉嫌用粮票和钱，资助两个“右派”分子逃跑，被逮捕审查。415筑路队的领导干部，怀疑他有计划地组织犯人逃跑。同时，415筑路队里面发现了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者联盟”（简称“马盟”）的组织，既然他有“组织逃跑”的嫌疑，就进一步怀疑他与“马盟”有组织关系，被戴上脚镣手铐审查了一年多。后来，因为查不出他与“马盟”有关的证据，那两个逃跑的“右派”抓回来审问，也没有交代出什么与“马盟”的关系，莫名其妙地判了他13年徒刑，送到了农场。他一到农场就被送进了集训队。我第二次收监以后，在一分队担任学习组长。他进来的那天，管教干事就交代我：“这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死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交给你负责，要好好地监督他。”我觉得这事情责任重大，就把他的床位安置在我的旁边。从外表上看，他虽然有一米七几的个子，却骨瘦如柴，脸色苍白，走路踉踉跄跄，弱不禁风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因贫血而身体衰弱到极点的病人，并没有什么可怕。渐渐地我开始了解他犯案的情况。据他说，他确实与“马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筑路队的管教干部，认为“马盟”是一个大案，就把一个普通的逃跑案件，和“马盟”联在一起，硬逼着要他承认。他不承认，在法庭上与检察员公开辩论，就被认为是“死不认罪的顽固分子”。在审查期间，戴脚镣手铐是准备把他判死刑的，如果经不起折磨，被逼着胡乱认罪，就冤死了。“马盟”的主犯周居正，原本是重庆解放前夕从国民党集中营里面逃出来的共产党员，后来就因为“马盟”的问题被处死刑，枪毙了。他说，他虽然曾与“马盟”的个别“右派分子”来往过，但他并不知道他们搞了什么组织，甚至“马盟”是不是真有那么一个组织，他也觉得是可疑的。他怀疑是“逼供信”逼出来的。至于他资助别人逃跑，他说，主要只是同情其中一个“右派”想逃出去结婚。当时为了朋友义气，没考虑事情的后果，他还写了一个字条，让那两个逃跑的“右派”去找自己的妻子帮忙。就为这，他就被认定为是组织逃跑的要犯，而且，连带他的妻子，也被判了五年刑。他本来只差个一年半载，劳教期满就可以回原机关的，原机关也已经在考虑他回去以后的工作安排。可就因为他的“朋友义气”，自己差一点丧命，还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也毁掉了。他说他解放前就参加过学生运动，根本没想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这样整他，他没法不反改造。

任世同在我担任学习组长的那个时期，他也并没有什么反改造活动，只是因为戴脚镣手铐坐牢的时间太长，身体虚弱，常常因病不能出工，有的人说他装病，消极怠工。当我经过山西寨的“社教”，又被“横扫”进集训队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成了集训队干部的眼中钉。主要是因为他常常在集训队的一些“小鬼”（年轻的刑事犯）中间，作一些类似“思想启蒙”的工作，有些“小鬼”在他影响下，搞了些捣乱的小活动（如把靠拢政府的犯人的盆盆碗碗偷偷砸了，或把他们的雨鞋在夜间偷去甩到厕所的粪坑里之类）。另外，他跟一分队的某些“老反革命”，关系搞得不好，这些老反革命就常常打他的小报告，说他是那些“小鬼”背后的“祖师爷”。我感到，这是很危险的。他其实是个很单纯的人，政治上是相当幼稚的，这从他仗义气去资助别人逃跑和在集训队叫“小鬼”们去搞小活动，就可以看出来。我想，在“文革”这样的情势下，无论如何，得让他收锋敛迹，别再受打击。

杨长虹，家在上海，听说原本在海军里面工作，1957年划为“右派”后，大概是在劳教时，逃跑了一年多，抓回来后，判了20年徒刑。因为他在二分队，住在另一所监房，集训队的犯人是不许串监的，所以我和他接触很少，对他的情况，不很了解。他被看成是集训队的“反改造祖师爷”的原因，也和任世同差不多，也是因为犯人中的“小鬼”，很听他的话，往往是因为那些“小鬼”在传播“反改造言论”时，被揪出来斗，斗争会上，便有人揭发，说这些“小鬼”的反改造言论，都是从杨长虹那里学来的。而集训队的那些“小鬼”，又都是些“泥鳅”和“泼皮”。虽然都是些刑事犯，却一个个能言善辩，平日既不容易被别人抓住短子，斗争会上又敢于“滚钉板”。哪怕被捆得骨头喳喳地响，宁肯自己担待也决不把“祖师爷”扯上。所以，杨长虹究竟干了些什么反改造活动，集训队的干部明明知道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摆八卦阵，却总是查无实据。因此，对杨长虹是切齿痛恨的。

集训队干部也不是无能之辈，他们都有管理犯人和惩治反改造分子的丰富经验，其中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利用犯人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用集训队干部的话来说，这叫搞“狗咬狗的斗争”。就好像古罗马斗技场里面，看奴隶格斗士互相厮杀，无论谁被杀死杀伤，对看格斗的贵人们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