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了一种相对安全状态，牺牲掉种种非必要，可是当物理意义上的封控解除，人心却不一定走出封控，人心依然在紧急状态。一开始你以为过了紧急状态，失去的非必要就会回来，后来你发现失去的只会一件件更加失去，所谓正常生活留在了昨日的世界，三年后依然没有回归的迹象。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权力面前个人的弱小。多少剥夺假借非必要之名层层加码，可本该如此吗？仅仅是为了确保安全吗？人心的不安全感比现实的瘟疫更难破除，因为它是一种自我规训的状态。当一个人习惯了自我规训，当他默认世界总是不安全的，为了安全我可以上缴自由，这时候，疫情就成为他的无限状态，因为他已经不敢为了自由冒一点点风险。

当更多人加入到非必要辞令的滥用，出于安全、麻木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将“非必要不……”的话语扩大化时，它会在潜意识层面规训人们的行为。在封控期间，我们目睹了太多语言开始发生变异。比方说，得新冠的人被叫作“阳人”，医护人员、志愿者被称为“大白”，封控成为“慢生活”“静态管理”，词汇每天都在变着花样翻新。

人类生活的改变往往是从最细微的地方开始，对于语言损害的容忍久而久之是观念的退步，进而影响人的行动。语言是我们认知、描述自我和世界的载体，譬如我们先有了一个印象，然后才会说那是身穿白色制服的防疫人员。如何描绘看见的事物，决定我们观看生活的方式，进一步影响到观念的水位。

对于语言的反思不但不是无用，反而是个体所能做的具体抵抗。毕竟，捍卫语言的精确是守卫公共生活的第一步，否则一切的思考都容易沦为“现实无用”的虚无。

“人间是由无数个非必要组成的呀”

散步、喝酒、恋爱、见面叙旧，跟爸妈出门看电影，跟恋人手牵手去海边看夕阳……这些都是非必要，这些又都很重要。

那些真正对我们重要的事物，被一个个以非必要之名暂停了。

反思非必要的滥用，反思的其实是语言的污染。今天你接受了这个非必要，明天会有下一个非必要出现。今天我们因紧急状态默许了非必要的存在，仿佛只要是与活着无关的，就有合法性将其禁止，但如果每一天都变成了紧急状态呢？如果紧急状态不因为疫情而结束，反而成了人们忍耐之下铸成的生活，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种事实上的倒退？

它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人类究竟是为了必要性而活着，还是为了非必要而活着？

《非必要离校》这首作者朱皓月投稿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的诗歌流行，正是因为它击中了读者对于“非必要事物”的渴望。诗中罗列的几个意象——蹲守一朵飞檐上的云、捂回一袋板栗、被落叶淋上头发、坐两个小时昏昏欲睡的校车，去牵另一半的手，看起来都是非必要的，都不像呼吸、吃饭那么关乎人的生存。但是，正如诗歌的转折——

万一这张照片被传成经典呢

万一这袋板栗分给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同学呢

万一淋湿的是一个诗人呢

万一这辈子就是他呢

疫情让这一切都变成了正襟危坐的必要

诶人间是由无数个非必要组成的呀

或许，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有种种非必要，我们才作为人而活着。对于爱我们的人来说，它就是值得活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