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7月5日，乌鲁木齐出事了，因为韶关仇杀。
    
    但很快，当局就有了结论，即“事实表明，这是一起由境外遥控指挥、煽动，境内具体组织实施，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犯罪。”
    
    饭否上，有网友讽刺说：“官方这次的效率值得狠狠表扬，仅仅几个小时就查清了境内外勾结的全部事实，因此有理有据地说‘事实表明，这是一起由境外遥控指挥、煽动，境内具体组织实施，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强烈呼吁官方立刻公布全部证据，用铁的证据擦亮屁民不明真相的眼睛。”“官方报道提到：‘世维会’ 头目热比娅公开讲，七月五日乌鲁木齐会发生一起大的事件，要求境内关系人关注和搜集事件的相关情况。——咦？如果人家都公开说了你怎么还不防着？”
    
    其实官方说辞，听着多么耳熟，去年西藏事件时也是这么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把达赖喇嘛换成了热比娅，把拉萨换成了乌鲁木齐，把3月14日换成了7月5日（其实是3月10日变成了6月26日），都是精心策划的打砸抢烧骚乱事件，接下来，当局的严酷镇压就成了理所当然了。
    
    
    王力雄：新疆的“巴勒斯坦化”
    
    有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写的场面让我难忘：一个七岁的维吾尔儿童每晚把当局规定必须悬挂的中国国旗收回时，都要放在脚下踩一遍。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孩子做出如此举动呢？我在宁夏遇到一家人，他们去新疆七八年又迁回宁夏。女主人这样解释：连那么大点的孩子看咱们的眼光都好像有仇，还从背后扔石头，你说那地方能呆吗？的确，从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达到的程度。如果连孩子也参与其中，就成了全民同仇敌忾。巴勒斯坦的暴动场面总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这一点。我将这种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来，新疆目前正处于“巴勒斯坦化”的过程，虽然表现上不似巴勒斯坦那样外在，但在民族内心中却不断发展。
    
    哪怕从最小的事上都能看到民族对立。新疆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1980年代新疆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小时。但是新疆汉人对此从来没有执行，一直使用北京时间。以汉人为主的新疆官方也不用乌鲁木齐时间。而当地民族人士的表几乎都是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认定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区别反映出双方相互的排斥。当地民族以此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汉人则要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当地法令放在眼里。
    
    新疆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需要镇压当地民族时却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若是发生在新疆，往往就会被那些企图从一切事物中发现“不稳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处理层次，导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后会使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隔阂，就是因为不停地念叨分裂，结果会真地发生分裂。新疆当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军阀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计程车司机看见我手拿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的敬佩，夸赞“那时的政策才好”。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眼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历史观点上的对立从来就是冲突与分裂最深处的根源。它表现的是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比其他分离更为本质。
    
    目前中国对新疆统治表面稳定，症结却在日益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稳定只能维持一时，是以失去长远稳定为代价的饮鸩止渴。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稳定正在为未来埋设炸药。未来的冲突可能会非常暴烈，继续沿着今日中共的道路加深新疆民族关系敌对，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失掉转回良性互动的可能，唯有恶性循环，矛盾不断激化，把双方越推越远。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古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家园还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而汉族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日他们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但是一谈到新疆问题，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不动声色。
    
    （摘自王力雄关于新疆问题著作《我的西域，你的东土》，2007年10月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