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2025：父亲38年忌
·郑国和·
1987年2月7日，父亲中风卧床一年后去世，享年81岁。多年来，每逢一月底、二月初，我都想写点什么纪念他，却一直没有动笔。今年2月7日到来之际，我谨以此文献给父亲38年忌。
说起来我没动笔的主要原因是对父亲所知甚少——我和他一起生活只有6岁前约5年时间。为写此文，近日我重读了三份资料：大姐2004年写的11页“郑家资料”手稿、她2011年自费出版的回忆录《我的故事》，以及大哥21页的回忆录——这是2023年我回国探亲时得到的。这三份资料粗略地勾勒出我这个家中老末出生前父亲经历的轮廓。若将这个轮廓与我自己对父亲的记忆合起来看，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早年成长期、中年起落期、逃亡求生期、劳动改造期和安度晚年期。
早年成长期（1906-1935）
从早年到结婚再到我大姐出生是父亲的第一个时期，跨度约28年。父亲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社旗县社旗镇。我在汉口长大，对这个河南地名一无所知。可是查维基百科，发现它原来是个中国历史名镇。社旗原名赊旗。“赊”字源自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当年他路过此镇曾赊账并借写有“刘记”字样的店旗起义，刘秀称帝后将他赊过账的店改名“赊旗店“。由于这个掌故该镇历史上一直称作赊旗。“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于1965年11月13日将县名由“赊旗”改为谐音词“社旗”，寓意“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此外，“社旗”又名“赊店”，意指“赊账刘记店“，难怪记忆中父母亲从未用过“社旗”这个名称，倒是常常提起“店儿上”。这是当年社旗及周边百姓对“赊店”的叫法吧。社旗又是个商业重镇，古代茶叶之路的水旱码头中转站。闻名于世的砖茶从其产地湖北咸宁羊楼洞启程登上万里茶道远赴欧亚各国，第一站是汉口，第二站就是赊店，从那里由马车运至北方以及蒙古、俄罗斯等地。
与那个年代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人不同，出生在这个商业重镇的父亲从小对外部世界多有了解，深知学习知识文化的重要性。他青少年时代上过私塾，也做过学徒，后者的经历让他很早就接触到社会，磨练了生活的本领。大姐这样回忆她的少女时代：“年三十的晚上，父亲总是一边做事，一边教我们珠算。他说他年轻时当学徒，每天做完店铺的事后，晚上自学珠算”。
中俄万里茶道示意图。“赊店”是起点后的第二站。
我祖父母的家境不错。他们住在社旗镇庙门街，有着单门独户的房子，深深的院落，还有当街的店铺生意。父亲兄弟五人，父亲排行老四。可惜我的叔叔伯伯们不争气。大伯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其他的几兄弟也都好吃懒做，导致原本兴旺的家境渐渐衰落。父母的结合是那个年代常见的包办婚姻，但婚后的父母感情尚可。可是母亲与我祖母和父亲几个兄弟的关系很差，也常因此与父亲吵架，吓得幼年的大姐大声哭叫、不知所措。我想祖父母家道中落、父亲兄弟几个不务正业、坐吃山空是家庭关系不和的原因之一吧。这个推理的根据是父亲从未对我们几个孩子说起过叔叔伯伯们，所以至今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连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家庭关系不和的另一个原因是母亲的教养和见识。她是个在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接受了教育的女子，有知识、有文化，积极进取，对家庭成员的举止有自己的规范，对理想的家庭生活也有自己的憧憬。这样的母亲当然无法忍受婆婆家的气氛，更不可能与我叔叔伯伯们营造出融洽的关系。当有学校聘请年轻的母亲任教时，母亲毅然提出了分家。于是父母搬到了社旗镇以东70里的泌阳县闪庄。母亲先后在离闪庄不远的羊册镇和郭集镇任小学教员，后任校长，一步一步地筑起了自己的小家。对今天的人来说儿女长大分家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据大姐的回忆，当年母亲是在挨打挨骂的虐待中通过绝食斗争才实现分家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的叔叔伯伯们土改时大概率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被划为地主，而是像电影《活着》中葛优扮演的徐福贵那样因惯赌败光家产却在土改时因祸得福。徐福贵的原型是小说《活着》作者余华的爷爷。关于他们家的因祸得福，余华说“我和我父亲都要感谢我爷爷不是个正经人”。
中年起落期（1936-1950）
搬到闪庄后父亲进入了他长达14年的中年期。闪庄是母亲的娘家村，是河南回民聚居区的村庄之一。父亲一个外姓人搬到闪庄等于是成了上门女婿，是当时没本事的穷苦男子充当的角色。按理说这样的父亲在闪庄不被欺负不受歧视就算幸运，然而父亲人到中年的这个转折似乎比较成功，因为后来他居然当上了村里的保长。查维基百科，
保长为中国明清两代及民国时乡官的一种，是最基层的半公职人员，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秩序，承担州县科派的差务，催促钱粮税收。也执行赈灾等事务。保长是兼职、志愿的。保长通常由年力精壮、为人诚实、有家室、通晓事务、勤慎老成、谙练公事、身家殷实、为众人所推服者出任。
网易也列出当保长的条件：25岁以上，在本地有一定名望，能够吃苦耐劳，有一定财力。既然父亲事实上当上了民国时期中国农村这个基层乡官，他应该至少大体上符合以上的条件吧。
或许父亲的私塾教育、社旗镇出身和他当学徒的经历使他相对于多数闪庄人更加“通晓事务、勤慎老成、谙练公事”吧。关于“身家殷实”这个经济实力的条件，大哥以下的回忆使我相信母亲作为教员、校长的收入贡献不小：“母亲先后在羊册、郭集教书，手里有积蓄，省吃俭用，也买了一些地，我们家在闪庄可以说是暴发户”。“暴发户”这个词不仅指“短时间内取得了可观财富的人”，而且往往带有“举止不脱粗俗”甚至“为富不仁”等贬义。我想这里大哥用的只是前一个意思。路遥的成名作《人生》开头讲1970年代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失去了他在陕北农村民办小学的教员职位。虽然时代不同，不能简单类推，高加林对失去小学教员职位的无限惋惜可以帮助我们推测母亲在1930-40年代河南农村的社会地位和报酬水准。土改时期《人民日报》关于河南辉县南平乐村地主张自如的调查显示“他家的生活不错，因为他有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师“（秦晖文，《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这个调查为我的推测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至于“众人所推服者”的条件，大哥认为“闪庄的三个舅舅的势力“帮了父亲的忙。我觉得这个理由说不通，因为如果舅舅们“实力可观”，那么作为闪庄人的某个舅舅当上保长不是更合情理吗？所以我更赞同大哥接着给出的理由：“【父亲】小时候上过私塾，还在杂货店当过学徒，本庄的人及附近庄上的人从各方面看都认为他是个人物，能替乡亲们办事，为乡亲们说话，是他们眼中的最佳人选。“
母亲的小学教员、校长身份可能也帮助父亲积累了人望——在那个文盲率高达90%的时代，母亲这个学校先生在乡亲们眼中当然是个文化人，她因职业关系肯定与众多学生家长有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她通晓世界事物，熟读《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文学古典，又写一手漂亮的柳体毛笔字，这些也帮助父亲在村民心中树立了乡绅的形象吧。——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大姐大哥“儒卿”和“儒君”的名字恐怕也是一生喜爱《儒林外史》的母亲所取，以寄托她对儿女长大后能知书达理的希望吧。
维基百科里还说“历史上大部分保长都能忠实履行公职，但偶尔也有滥权和敲诈的事件。”网易上说“民国时期的保长通常由当地的地主、土豪、顽劣担任，保长的工资虽然很低，但是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鱼肉乡里，鲜有公正的好保长。”我当然无法确定父亲当年是否有鱼肉乡里的行为。不过从今天中国“无官不腐”、“越反越贪“的报道不绝于耳看，即使父亲有滥权行为也不奇怪，因为腐败是人性使然，自古如此，今后也不会变。最有效的防腐手段不是指望某人道德高尚，而是建立相关的制度。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最近曝光的美国社保金怪象是关于这一点的最新证据：百岁以上老人超过2000万，甚至有人高达360岁，且社保号多出实际公民6000万。——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见证了父亲一生的高光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