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这一南一北两大媒体，是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舆论重镇。可以说，他们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实际上代表了改革开放年代的光荣与梦想；而他们后来的衰败乃至沉寂，也意味着这个时代的黯然落幕。

对这两家媒体来说，曾经，推动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是它们共同的使命，但它们各自的定位、风格又不同。如果说南方周末主要从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位出发，来履行媒体之为社会公器的天职，那么《炎黄春秋》的政治性更强。现在终于可以说，它实际上不只是一家媒体，更是一个体制边缘的政治俱乐部。

政治元老们“去组织”的组织化尝试

正如毛泽东早年所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一个超大体量的执政党，政治和思想上的分化是必然的，但共产党作为高度中央集权的执政党，又绝不允许任何分化，任何公开的分化都会被认为是分裂党，都属于莫逆之罪。这种情况下，政党的分化就只能转为地下。

《炎黄春秋》就是这种党内分化的产物。幸逢改革开放时代，国内大气候相对宽松，不仅党内的不同声音能够有机会浮出水面，而且这些持不同声音的党内人士还可以有某种形式的自发集结，只是，这种集结不可表现为公开的组织化，也不能有任何明确的组织形式。

那么，不妨就用媒体及同仁刊物的形式。这就有了《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公开的创始人和操盘人，是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正部级高官杜导正。但实际上，杜主要是出头人，如果把《炎黄春秋》比喻成一个大企业，杜这位总裁之外，背后其实有个隐形的元老院。元老院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离退休的党内大佬。

最重要的人物是萧克。萧克是中共党内顶级元老，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参与南昌起义。25岁出任红八军军长，27岁出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其资历不在林彪、彭德怀之下。萧克因为跟毛泽东个人的紧张关系，中共建政后没能评上元帅，只评了个区区上将。但其德高望重，为党内军内公认。尤其是长期的边缘化，让他有足够空间冷静观察和反思，对体制有清醒的认识。

萧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中共党内有一批像他这样对体制有清醒认识的大佬，统称“两头真”老干部。所谓“两头真”，意思是他们早年怀着理想投身中共，以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新中国为奋斗目标，但中共建政后，他们也被裹挟，离初心越走越远。文革的十年浩劫让他们大梦初醒，重又走上了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何时宪政大开张”，这是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党内元老李锐的名言，也是这些“两头真”老干部共同的心声。

正是这批“两头真”老干部，构成了《炎黄春秋》隐形的元老院。萧克、李锐之外，参与创始的人还包括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前副总理田纪云，前人大副委员长、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以及张闻天曾经的秘书何方，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等。他们多数属于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的旧部，在胡赵分别失势之后，他们成了胡赵思想遗产的主要守护者。

正是以他们为中心，残存的党内改革派、民主派聚集起来，开始形成某种力量。《炎黄春秋》某种程度上既是他们的机关刊物，也是他们合法聚集的平台，也可以说是一个俱乐部。

这不是政治组织，不属于政党或政派，但它又不是完全的无组织，而是一种非常接近临界点的组织化。在中国，任何媒体都必须有官方机构主管，《炎黄春秋》也不例外，为此，萧克于1991年5月专门创办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出任首任会长，《炎黄春秋》即挂靠该会。该会其实就是一个明确的组织，只是不以政治而是以文化之名出现。也就是说，为了能够组织起来，萧克等一批“两头真”老干部，把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改革开放时代特有的灰色空间，用到了极致。

研究会问世仅两月，《炎黄春秋》即告创刊。此时，距离1989年天安门事件仅过去两年，中共正大举“反和平演变”，极左派极其猖獗，国内政治气候极其严酷，邓小平也还没有进行所谓的南巡。在这关头创办《炎黄春秋》，聚集改革力量，可见萧克等人的勇气智慧。

虽然《炎黄春秋》的创始人都是体制内高官，但杂志本身不属于体制内，它没有编制，人员全是聘用制；没有财政拨款或任何其他官费，费用都来自读者订阅；也没有官方提供的办公场地，都来自市场租赁；属于典型的市场化媒体，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跟官方的联系，主要是创始人的身份以及因创始人的个人影响而拥有的官方特批的公开刊号。就此而言，《炎黄春秋》实际上处于一个亦官亦民的灰色地带。居于这样的体制内外结合部，一方面对体制内发言，影响体制内人士尤其体制内高层，另一方面对体制外的广大公众发言，影响社会。这正是创始人的初衷。

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实现了自己的初衷，并与身处广州的南方周末形成某种微妙呼应。分处南北的一报一刊千里共舞，曾经持续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鼓与呼。

常识的火种：从历史反思到自由启蒙

《炎黄春秋》对当代中国思想史作出了独特贡献，从以下几点可见。

首先是还原历史真相，尤其党史、国史的真相。这也是杂志创始人萧克的初衷。亲历者宋文茂回忆，萧多次这样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

可以说，在中国的言论环境下，《炎黄春秋》最大限度贯彻了这些原则。

《炎黄春秋》虽然政治性极强，但主要表现形态还是一份文史刊物，自许“以主要篇幅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而所涉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大多数属于官史刻意掩饰甚至完全回避的敏感题材。如《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2013年8月期，作者洪振快）一文，此处所谓“特产”即鸦片产业，这一段关于延安时期鸦片产业的历史，就是官史讳莫如深的一个黑洞。

从共产党建政之初到八十年代所谓“严打”，数十年的中国苦难史，《炎黄春秋》都没有回避，镇反、反右、文革等是其常规题材。此外，杂志也频频聚焦于一般媒体噤若寒蝉的其它高风险题材。

比如，披露土改真相的篇章有：《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土改中的蔡家崖的“斗牛大会”》、《晋绥土改中的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