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有不甘。我想，那位经理应该是触犯法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有一条，干扰国家机关正常办公秩序者，属犯罪。我就去调查那位经理的背景，群众反映，他是街道上的一个恶霸，曾霸占教师的住房，有一家小饭店不知怎么得罪了他，他也曾把人家的招牌拆走，逼得人家向他认错道歉，她还有走私和贪污受贿的问题。此等街霸式的人物，就是没有发生拆招牌事件，也该除掉的，何况他现在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他虽然算不上什么“老虎”，总算得上是一只“苍蝇”。我现在就打一只“苍蝇”给大家看看。我马上写了一篇稿件，报导了《南方日报》记者站招牌被拆的经过，发回报社。然后我又去找市委副书记周鼎，请他过问此事。周鼎一听火了，说：这简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指示市委常委，纪检会主任刘波与罗湖区委书记叶澄海予以严肃查处

稿件一见报，事情就闹大了。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转发了这篇报道，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大大小小报纸，几乎都予以刊登，香港十几家报纸无一遗漏，海外有一百多家各种文字的报纸刊登了这条消息。《南方日报》马上跟进，李通波连夜写稿，该报又登消息，又发评论，又开展专题讨论。北京有大人物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说《羊城晚报》的报导写得好，记者该受表扬。

这时，我反而有点迷惑了。拆招牌事件，无疑是有新闻价值的事，但闹得这样大，却是我始料不及。深圳特区正处于政治和经济都极度敏感和脆弱的时期，大家都用拆招牌事件大做文章，该不是有人拿这件事给特区抹黑吧？

幸好深圳市领导果断处理了此事。到省里开会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也认为有人小题大做，给新生的特区抹黑，他亲自过问了这件事。罗湖区委秉承市委指示，决定开除那位经理的党籍和公职。当区委征求我和李通波是否要将他逮捕法办时，我和李通波都表示：算了，手下留情，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那位经理可怜了，他几次找李通波和我，躬着腰，差点跪下来，请求原谅。我和李通波商定，发一条最后处理的消息后，这件事就算结束了，不要把文章再做下去。

从此，我们几家新闻单位的招牌，神圣起来。路上行人经过招牌，都要绕道走，生怕一阵风把招牌吹掉下来，惹得一身说不清楚。连我记者站的汽车牌子也跟着沾光，有一次，我把汽车停在文化局院子里，挡了别人的路，一位文化局干部要拆汽车的牌子，刚好被我撞见，我大喝一声：为什么拆我汽车的牌子！他见到车子是我这位记者老爷停的，吓得忙不迭向我道歉，生怕再闹出一个拆招牌事件，弄得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拆新闻单位的招牌，是藐视新闻自由的行径，只有在一个政治落后的社会、思想愚昧的人群中才会发生。深圳虽然建立了经济特区，但特区的人仍处于思想愚昧的状态。更主要的，利用愚昧的人制造的事件，给特区抹黑，北京的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与拆招牌的人，其实并没有区别。

其四：深圳特区建立之后，与深圳关系密切并从深圳攫取极大个人与家族利益的中共高层，除了邓小平，便是王震。

中共党内确有一些洁身自好的老一辈革命家，鉴别谁是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就看他们的子女有没有成为贪婪攫取国家财富的权贵集团成员。人们可以列出一串这些可敬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其中绝对没有王震。王震在中共老一辈中，是德行最坏的人之一，而他的名字，一直与深圳密不可分。

王震原本在中共党内地位并不高，最出名的是抗战期间担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带领部队在延安南泥湾垦荒。他的出名得利于中共歌唱家郭兰英唱的一首《南泥湾》：“花篮里花儿香……”，其实花篮里装的是罂粟花。中国自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百多年来谁胆敢大规模的在中国土地上种植鸦片？唯有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陈云领导下的中共后勤保障系统，便有专人向正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国人贩卖南泥湾种植的鸦片，为中共军队筹饷，以致陈云本身染上了鸦片瘾，终生享用中共特供鸦片。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开国少将，在抗战期间，就是在陈云的领导下，负责将延安三五九旅种植的鸦片贩卖到国统区。中共1949年建政之初，开垦南泥湾有功的王震，先后被任命为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长。他担任铁道兵司令员期间，下令枪杀不堪忍受超强度劳动集体逃跑的士兵和民工；担任农垦部长期间，统率数十万军人屯垦戍边，在新疆杀人无数，被称为“杀人王”。王震的一生不断叫嚣杀人，89六四血腥镇压，赤裸裸为解放军杀人叫好的就有王震。王震六四后地位蹿升，跻身中共“八老”之列，因为他坚决支持邓小平下令军队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

王震言行粗鄙。深圳特区建立之初，有一次他到深圳听取市政府领导汇报特区规划远景，不一会儿尿急，他招呼也不打便站起来上厕所，一头钻进了女厕所，吓得正在如厕的女士抱头鼠窜。没人敢上前提醒或者拦住他，唯有他的小孙子高喊：爷爷不知羞，进女厕所啦。中共打江山的那一代，多以“大老粗”自居，言行粗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到了坐江山的第二代、第三代，便附庸风雅了。王震的儿子王家三兄弟，出入高级会所，抽吕宋雪茄、打高尔夫，但粗鄙的基因还是继承他们老子的。1988年海南建省与广西通航，经营这条航线的是王震的一个儿子的公司，参加首航仪式的人到达广西晚间入住宾馆，王震的儿子便强拉白天采访过他的《海南日报》一位年轻女记者进自己的房间，女记者挣脱，不然就被他糟蹋了。

粗鄙的王震表达意见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1980年代初《人民日报》有两位记者，写了一篇颂扬王震与知识分子交朋友的文章《还是那双眼睛》，文章写好送王震审阅，王震的秘书趁王震用完膳咬着牙签剔牙的时候读给他听。读完，秘书望着王震等他表态，只听王震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扯球淡”。秘书转过脸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记者说，王震同志对文章很满意可以发表。记者问秘书，王震对文章具体说了些什么？秘书回答：王震同志说“扯球淡”。弄得这两位记者一头雾水。

王震在位时，是前往深圳、珠海走动最勤的中央领导人。深圳、珠海都留着最好的别墅供王震一家居住，那些年王震花掉深圳、珠海多少钱，谁也数不清。王震在中央挂的是闲职，特区建设本与他无关，他对深圳的支持，换取的是他儿子在深圳攫取巨大利益。他的儿子进入深圳开办公司，他们想在深圳攫取的，无论项目、土地、资金，都唾手可得。王震家族成为暴富的权贵家族，其发家便从深圳、珠海特区开始。

但王震绝不是真心支持特区，支持改革开放，支持改革派。89六四后，原深圳市委书记、后出任海南省长、与王震建立了所谓很深个人关系的梁湘，因反对六四屠杀而蒙难。六四后李鹏一伙对改革派反攻倒算，以“有严重经济问题”囚禁和查办梁湘。梁湘写信向邓小平申诉不获理睬，又写信向王震申诉，希望王震帮助梁湘向邓小平伸冤。前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海南省副省长邹尔康曾对我说：王震已经收到梁湘的申诉，凭梁湘与王震的个人关系，相信梁湘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谁知自始至终，王震也没有为梁湘说过一句话。反而，王震为了撇清与梁湘的关系，落井下石，要求中央对梁湘严厉处理，绝不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