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赵紫阳首次到深圳特区视察，听了市领导的汇报，称刘天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吃的是“中国螃蟹”。
竹园宾馆前身是宝安县的一家招待所，有前后两幢楼，六、七十个房间。宝安县改制为深圳市后，那两幢楼由市饮食服务公司管理，设施简陋，经营状况不好。
1979年底，刘天就听说深圳要建经济特区，出于商人对经济的敏感，也出于好奇心，就跨过罗湖桥，到深圳参观。那时，到深圳考察的外商凤毛麟角，刘天就到深圳，惊动了饮食服务公司的领导，便上门招待他。刘天就看中了竹园这个地方，几经商谈，决定投资三百万港币，与深圳方面合资经营，竹园宾馆于焉诞生了。
三百万元港币，对当年的深圳市来讲，不算多也不算少。问题不在于钱多少，它是深圳引进的第一笔外资，其产生的良好影响，远大于其产生的经济效益。
饮食服务公司派了一位很有头脑的经理温富，与身为竹园宾馆董事长的刘天就合作，生意日渐兴隆，不出一年，刘天就便有利可图。竹园宾馆引进了香港的企业管理方法，实行崭新的用工制度——员工合同制和岗位责任制，员工不称职或者给企业造成损失，便要被解雇，卷铺盖走人，“炒鱿鱼”一词便由此在中国诞生。报纸、电视、电台争相宣传，一时间，竹园宾馆名声大噪，刘天就名利双收。他感到：中国螃蟹，味道不错，值得继续吃下去。
1980年元旦过后，刘天就又找到深圳房产局副局长骆锦星接洽。1月8日，双方拟定了深圳方面以土地入股，刘天就以资金入股的“补偿贸易”合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在中国第一次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四万元的开办费由刘天就垫资。深圳提出要占85%的利润分成，刘天就占15%，刘天就爽快地答应了。让深圳方面没想到的是，房子还没建好，刘天就以每平方米两千七百三十元的价格在香港预售，所有房子销售一空，中国从此又诞生了“卖楼花”的经营概念。这个项目就是中国最早开发的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
我作为常驻深圳特区的记者，自然对特区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有兴趣，竹园宾馆也成了我报导的重点。我与刘天就交上了朋友，同他长谈过一次，写成一篇人物专访，题目就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久，新华社香港分社推荐他担任了广东省政协委员。他更是踌躇满志了。每次到深圳，都开着他的“劳思莱斯”，风光一番。
刘天就是浙江宁波人氏，自小在上海长大。父亲是小商人，在江浙沪一带跑单帮，家境虽不富裕却也殷实。中共接收大陆政权前夕，刘天就怕“共产”，就带着一万美元，跑到香港闯天下。他最早经营的生意是“二天油”，一种类似“万金油”的外用药。后来做皮鞋、手袋、百货生意，创立了“妙丽集团”，在港岛、九龙及加拿大都有商店或工厂。生意做大了，又涉足媒体，收购了《天天日报》，1982年，这份报纸发行量超过十万分，居香港报纸发行量第三名。他在深圳投资尝到了甜头，又在惠州大举投资，与当地合资经营宾馆和皮鞋、手袋厂。
不过刘天就在深圳的风光日子很短，原因是他在香港的经营出了问题。1984年，刘天就的妙丽集团陷入财务危机，《天天日报》被迫出售给合伙人韦建邦。1984年12月11日，刘天就在香港宣告破产。他的竹园宾馆股权也全部转让给深圳。这次他到深圳，乘坐的已经不是“劳斯莱斯”，而是在罗湖口岸乘一辆揽客的低档出租车。我到竹园宾馆去看他，他见面第一句话是“程先生你还认得我吗？”一句话道尽了他内心的酸楚。我试图帮助他，找市政府秘书长邹尔康，看能否说服银行贷点款，让他渡过难关。但他已经破产，无信用、无抵押，谁也救不了他。
刘天就败走深圳后，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但老一代深圳人仍记得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其二：深圳特区建立之初，不仅来了如刘天就这样的投资者，也吸引来一些经济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有一位雕塑家，名叫滕文金，到深圳落户来了。滕文金，山东人，六十年代中期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分配到广东省第二轻工业厅属下的工艺美术公司工作。他擅长木雕，对石雕、泥雕等也颇有造诣，所雕人物、动物栩栩如生，在全国雕塑界有些名气。
雕塑家是打扮城市的人，既然来到深圳，就要为美化深圳作点贡献。那时的深圳，破烂不堪，别说雕塑，街头宣传画都不多见，毫无艺术气息可言。滕文金认为，深圳是特区，总该禁忌少点。他大著胆子为工人文化宫创作了一尊“美人鱼”雕塑，真人般大小，安放在文化宫广场的喷水池里。
那尊“美人鱼”上半身是“维纳斯”，淡淡的忧愁，淡淡的笑；下半身是鱼的尾巴，伸向水面。全世界的“维纳斯”都是不穿衣服的，这就惹来了麻烦。
老百姓对这条美人鱼是很喜欢的，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到了喷水池，都要驻足良久，欣赏一番。“美人鱼”和“维纳斯”一样，给人以纯洁、善良、自由、平和的美感，绝不会令人产生邪念，谁也不会因为看了那光着上身的“美人鱼”，就会去强奸、杀人，扰乱社会治安。“美人鱼”的造型也并非完全移植“维纳斯”，藤文金自小生长在山东海边，渔家姑娘坐在渔船旁憩息时恬静的神韵，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美人鱼”的厄运来了，谁叫她不穿衣服呢。但是，如果穿上衣服，还叫“美人鱼”吗？。市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责令工人文化宫拆除“美人鱼”雕塑，因为“有伤风化”、“毒化特区社会风气”、“不允许资产阶级的东西有立足之地”云云，这跟藤文金想象的“特区总该禁忌少点”完全相反。
“美人鱼”是藤文金的“女儿”。他心疼女儿，他要保护女儿。他多次找宣传部的领导理论、抗争，宣传部毫不动摇，向藤文金宣告，中央指示：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不是文化特区，不是意识形态特区。藤文金差点要被宣布为不受特区欢迎的人。
其实，文化宫的领导思想也不通，迟迟未动手去拆那座雕塑。有天早上，我路过“美人鱼”身旁，发现她的上半身被密密麻麻的塑胶带子缠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盯住过往的行人。像是在挣扎，却动弹不得；像是在呼喊，却出不了声。可怜的“美人鱼”，可怜的孩子！
街上的行人都感到奇怪。站在“美人鱼”前面指指点点的人反而更多。看到那一层塑胶带子，就想到“美人鱼”因为没穿衣服才被捆绑，本来毫无邪念的人，反而要好奇地探究被塑胶带子裹着的乳房是什么样了。
几天以后，“美人鱼”不见了。喷水池中，剩下被大锤、钢钎砸得布满碎片的底座。“美人鱼”哪里去了？藤文金着急了，急得团团转，四处打听。我去找文化宫的领导，打听到，“美人鱼”被扔进文化宫一个堆放文具、杂物的棚子里。我拉着滕文金去看，藤文金像是去探视他惨遭冤狱的女儿。门锁着，我们俩搬来几块砖头垫在脚下，把头伸向门与屋檐间的缝隙，见“美人鱼”躺在杂物堆中，仍被捆绑着，手臂和尾巴已折断，遍体鳞伤。藤文金不忍再看下去。我对藤文金说：“这孩子关在棚子里，怕是更容易遭受歹人奸污。”藤文金说：“他已经被奸污了！”
“美人鱼”在深圳特区建立之初的遭遇引人深思。难道“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仅仅指的是指经济领域吗？看来，曲折迂回的路还要一步一步走下去，特区离理想的未来还远着呢。
其三：1981年下半年，深圳发生了一起“拆招牌事件”，轰动了全国，远播至全世界。在特区建设之初，算是一段不那么光彩的小插曲。
当年，最早在深圳特区设立分支机构的新闻单位有三家，一是新华通讯社，二是《南方日报》，三是我所服务的《羊城晚报》。新华社和《南方日报》分别租用香港招商局深圳办事处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羊城晚报》则在市文化局大楼租赁了一间房子。我们都在各自的大门上挂了牌子。
《南方日报》记者站长李通波写了一篇稿子，综述深圳的反走私斗争。稿中批评了罗湖区一个街道办事处下属一家公司。第二天，公司的经理就吵上门来，指着李通波的鼻子，大骂稿件失实，叫李通波登报更正、道歉，否则，就拆走《南方日报》记者站的牌子。
报纸刊登批评稿件，遭当事者投诉，是常有的事。李通波自信稿件没错，便没有理睬他，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谁知那位经理说到做到，第二天，他见报纸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更正、道歉，就真的把《南方日报》记者站的牌子拆了下来，背回家去。事后他觉得有点不妥，晚上又悄悄的把牌子背回来，扔在地上。路人看那牌子满是污垢，像是被人踏了两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这几位驻深圳的记者，知道了这件事，都很气愤。这还了得！堂堂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派出机构的牌子说拆就拆，如此下去，其他新闻单位的牌子也难免有被拆的一天，我们还怎么样在深圳开展工作？我主张教训那位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妄为的经理。李通波自然也气鼓鼓的，但他颇有修养，把牌子捡回来，挂回原处，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