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文革明年即将是60多周年纪念，拙文也是22年前的旧文，如今重读，仍是热血沸腾，悲愤填膺，不能自已！

兹旧文重发，希望后人不要忘记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些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罪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影响每个当代中国人命运和人生道路的重大历史事件。文革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创痛之巨，伤害灵魂之深，远超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件。据文革研究史学者不完全统计，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在二百万至三百万之间。

任教芝加哥大学的中国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很早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收集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当她开始探索文革史的时候，一次又一次被那些未被记录的死亡深深震动：“不但为这些死亡，也为这些死亡的不被记录和报告。”

王友琴致力了解的是普通人的死亡故事，因为提到文革，世人普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元帅彭德怀和剧作家老舍等“名人”悲惨的非正常死亡，一般平民百姓的死亡，几乎没人知也无人提。

王友琴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而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部分。当这些事实的说出受到种种阻碍，更需要学者的努力。”历史是无法割裂的。

王友琴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来美后曾任教史丹福大学，多年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尤其对“文化大革命”有深入调查。她直接、间接访问了受害者的父母、子女、亲友和师生等，作成翔实纪录，多年如一日，挥笔不辍。

她说，调查文革史实，“是一个比想象要慢要难的工作，还曾经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困难，但是我还是继续坚持”。

1999年，她把整理出来的死亡故事总称为《文革受难者列传》。开始用《列传》一词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地震似的震动了一下。这是因为在习惯了的想法中，‘传’常常是为曾经轰轰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写的。这是司马迁以来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为什么对默默无声地倒下的受难者，就不可以作传呢？”

由2000年10月开始，王友琴等人的工作成果，呈现在新建立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网站上，目前已收录七百多名受难者的死亡故事，其中四百多人由王友琴亲自撰写。为文革这段被蓄意掩盖或有意歪曲的历史，留下真实内容。人们为了感谢为时代留下见证的人，将王友琴等一批志同道合者，称为“历史的义工”。

有一个默默帮助王友琴的人，也称自己是“历史的义工”。王友琴记住了这个说法，向所有义工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她也以义工一员自居。

当文革在中国大陆仍被官方列为研究禁区时，最早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是知名老作家巴金，但在当局人为阻挠下，至今仍是“一个梦”。倒是这些年，文革研究在海外蓬勃发展，应了“墙里开花墙外红”。尤其是网际网络（大陆称“互联网”)新科技的诞生，“文革博物馆”既然不能在中国土地上矗立，就只能在“上不见天，下不着地”的计算机网络上暂觅栖身之所。

王友琴说：“假如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应该把每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刻写在博物馆的墙上；假如能出版一本文革浩劫死难者纪念册，应该把每一个死难者的故事白纸黑字印刷出来。”但在有可能这样作之前，本应坐落在北京城的文革博物馆，只有感谢现代高科技，在网上提供广阔的空间，才有可能建立一个网上博物馆和文革死难者纪念园等，在海外为巴金“圆梦”。

“这是一个非金石砖木所建立的纪念园，也看不到花草和树”，但是这里闪耀着义工们的历史感和义务工作留下的笔触。目前在海外，除了王友琴等人建立的“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影响比较大的，还有由在华府从事空间科学数据系统开发工作的在美大陆学者华新民主办的“网上文革博物馆”(www.cnd.org)，以及由宾州狄金森大学学者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他们都是在两岸三地学者和海内外中国人支持下，借助计算机科技建立另类“文革博物馆”。

另外，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资料室，据说是海外收集文革资料最完整的地方，其收藏包括许多文革时家喻户晓、曾满街张贴、但目前在大陆仍未公开的文献。

王友琴指出，网络技术提供了全民写作和阅读历史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我们已经可以用和司马迁十分不同的物质手段书写历史”。在大陆官方将文革研究列为禁区的情势下，“历史的义工”的努力，弥补了历史的空白，也多少可以告慰巴金。

王友琴说，描写文革的惨痛历史，是非常折磨心理和感情的工作，往往必须承担多种压力和恐惧。多少次，受难者悲惨的死亡故事和遗属承受的巨大苦痛，令她深深感染到那种椎心之痛，但基于某种原动力和历史责任感，她义无反顾。

她感谢每一位受访者，花费时间和她一起回忆和追寻往事。“这种回忆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痛苦和难堪的。可是他们的道义感、勇气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战胜了心理深处的回避和恐惧。他们讲出了他们的记忆，有的还帮助我一起来搜寻历史。”

牛鸡之间选择自己位置

●问她为何甘当“历史义工”？她说了一个“牛与鸡”的故事。

她曾访问一位老教师，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劳改多年，做过很多活，其中之一是放牛。

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大柳树旁边吃草。后来，牛群中的一头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因此在那棵大柳树旁被杀掉。

自从那老牛被杀后，他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柳树附近吃草时，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试过两次，牛群依然拒绝去那里吃草，并齐声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从此就不再赶牛群往那地方去。多年来，他一直为牛的记性和坚持啧啧称奇。

王友琴奇而问之：“牛记得那里是同伴被杀之处而哀鸣并拒绝前往？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

老教师说，牛确实如此。不过，别的动物就不一定。比如，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杀了，拔毛开膛，一些肠子之类的被扔在地上，别的鸡照样奔来啄食，还互相争夺。

王友琴听着，牛和鸡的两幅画面在脑子里铺展开来，清晰而现实，这位曾在劳改农场待过的教师，观察到牛和鸡对待死去同伴的方式，提供衡量对比的坐标。

她想到了人。“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置。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有的在公众场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做了什么？”

后来王友琴所做的一切，包括调查文革普通人的死亡故事和写作、建立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等，“都可以看成是个人良知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她说，网站刚开通时，在大陆也可看到，网友反应热烈，每天都收到大陆读者的电子信，许多人都引用“牛鸡”故事，表示“不愿再做‘鸡’了！”给予她极大鼓舞。但在运转了17个月后，去年3月，突然一反常态连续几天没有接到大陆电邮，她察觉事态不妙。果然，大陆当局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封闭了，大陆网友进入该网页，映入眼帘的是“本网页无法展示”。

两次迫害高潮杀人无数

●她指出，文革领导人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方式，在文革中迫害大量的人死亡。

文革对人最大的迫害高潮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6年，伴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另一次在1968年到1969年，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称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下，“红卫兵”迅速由一个中学生小组，发展为全国每个学校都有的文革组织。校园暴力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一大批教职员工被抓进“牛鬼蛇神队伍”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斗争”，实际上是被殴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

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这是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暴行”。

在文革领导者的引导下，校园暴力进而蔓延到校外。红卫兵学生走出学校，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一大批所谓的“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饥饿疾病，也有的在那里无法生存被迫自杀。

王友琴指出，这场杀戮从8月初开始，延续了前后两个月时间。全国的学校无一例外，都发生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红色装饰的背景中，被害者血淋淋的尸体，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三轮车，驶过北京街道，运往火葬场。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燃烧，超负荷运作，却依然供不应求。他们的尸体堆在那里发臭，然后被烧掉。他们的骨灰都被扔掉，没有保留。”

1966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纪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而死；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把人杀死。

两年后，1968年，在一系列毛泽东亲自作“批示”、修改或者“圈阅“中共中央文件”指导下，各层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的对象不是垃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为“审查对象”。全中国的每个“单位”，从高等学校到乡村小学，从机关到工厂，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一些成员关押禁闭在中，时间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文革当局把文革的打击对象，叫做“牛鬼蛇神”，当时人们把这种每个工作单位都私设的牢房叫做“牛棚”。

学校和机关停课停工，早中晚三班挖掘“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年纪较大的人，会因几十年前做过的事情成为“历史反革命”；年纪轻的人，也可以为无心说的几句话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脏了毛泽东的照片像章因口误念错了标语口号，就是“罪大恶极”。早上出门工作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否可以回家，还是将被关进“牛棚”。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在公众场合，有时在“牛棚”的门背后，持续发生。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

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延续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现大量“自杀”行为：“尸体在水面浮起，鲜血从天花板上渗出，血和脑浆喷溅在水泥地上。跳楼，喝杀虫剂‘敌敌畏’，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卧轨，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离审查”时，也就是被关在“牛棚”时死去的。他们生前与世隔绝，死后由看管和审查他们的人宣布“自杀”，没有遗书留下，也没让死者的家属查看尸体。在他们死后，还以他们的名义开“斗争会”，他们的漫画像甚至尸体被放在“斗争会”场上。他们已经死了，还被诅咒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后来，从“隔离审查”中回来的幸存者，讲出他们身受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也有人泄露其中一点真情。从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杀”其实是“他杀”，即把打死了的人丢往楼下，或者悬挂在房梁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后确是由他们的手结束了自己生命的人，也是在受尽侮辱和拷打后，在绝望中才那样做的。“导致他们杀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审查方式难以想象的下流和残酷。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最阴暗恐怖的季节。与1966年的“红八月”杀戮相比，迫害变得更加有系统也更持久。大量的“项目组”被建立起来。这些“项目组”人员到全国“外调”，深夜审讯“审查对象”，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定案方法恐吓威逼被审查者，并且强迫他们写下大量的“认罪书”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