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口述往事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20余万字的《李慎之口述往事》文稿，从当初的酝酿，到完成口述、记录与整理，倏忽之间，光阴已经逝去将近二十年。这其间，李慎之先生、当年与我一起陪同李先生口述并记录其内容的王学泰先生、刘志琴先生，都已经先后去世，亲历此事而在世者只剩我一人了，这令人深深感怆的无奈之下，只得由我来说明当年这件工作的来龙去脉。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气氛一度相当肃杀，甚至有全面重回“文革”旧轨的巨大冲动。邓力群说：“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关于“毛泽东热”——邓力群同志答〈中流〉记者》，1991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但是，这个势头被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之行所阻断。那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对内的闷声发大财、对外向西方示好成为主流势态，所以江泽民后来在《在欢迎克林顿总统访华仪式上的致词》（1998年6月27日）中说：“中国和美国，将会成为共同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决策伙伴。……中美关系的进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有了这样相对长久且广泛的空间以后，中国当代思想史上迅速出现了一个相当活跃又空前深刻的时期。其特点似可以用“一系列关键领域中的齐头并进”作为概括——这些关键领域至少包括：一、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的现实意义受到空前重视[1]；二、自由价值作为生活目标在青年群体中得到广泛认同[2]；三、对历史的反思在众多线索上全面铺开[3]；四、一批重要的思想文化类学术期刊形成了比较广泛持续的社会影响、并对热点问题进行相对深入的学理探讨[4]……

在这全球化大潮迅疾到来，推动国内思想潮流风云涌动的大局面之下，能够兼通中西古今文化、20世纪中外革命史、世界现代政治格局这些知识领域，具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视野的人物凤毛麟角，而在这少之又少中，李慎之先生无疑是最具洞见与强大思维活力者，他的一批直接回应重大问题的文章，都是在这时写出，并马上不胫而走，比如：《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1997年2月29日）、《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1997年9月）、《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无民主也无科学》（1997年12月）、《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1999年6月）、《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1999年10月1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2000年5月15日）、《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2002年3月）……

因为李慎之先生早年曾经从事“公民课教员”工作，认定中国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广泛的现代制度文明启蒙的基础上，所以他对于周围一些有着共同志向的年轻一辈学术工作者，总是报以极大期望，愿意倾力指点。他晚年经常向别人提到：“我周围有个人数不多的年轻人圈子”，而我则厕身于这个小的群体之中，遂有机会经常得到李先生的指点，能够更多一些了解到他人生经历与思想发展的背景。

李慎之先生的方法是非常认真的因人施教：他总是非常留意受教者的个人资质兴趣、学术方向等等，针对于此而提出他认为值得重视的课题与研究思路。比如以他的国内国际相贯通的历史视野判断，最为警惕义和团基因的复活。他多次催我写一本关于义和团的书，以说明近代以来极端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戕害。2000年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他要求我郑重地重提义和团问题，因为中国整个20世纪灾难史即以此为发端，所以百年之后当中国再次面对新世纪时，尤其需要对于这个灾难机理格外警惕与反省。他说即使眼下环境不允许这样的书面世，还是不能放弃努力，一定要写一篇概述性的文章，他甚至亲自拟出文章的题目：《庚子百年祭》。文章写好以后送他过目，他很快回信说：“大作读过，觉得不错。一定要提什么意见的话则是总觉得‘气盛言宜’不足，可能你还是感到不能畅所欲言的原因。近来听一个朋友说‘民族主义是专制主义最大的帮凶’，这点意思还可以发挥。”后来他亲自将此文寄给刊物发表出来，并且经常结合中外局面，反复强调“民族主义是专制主义最大帮凶”的立论。

在与李慎之先生的日常交往中，每每见到基于他身世与知识背景生发出独有深思的事例，同时又考虑到他的日渐高龄，于是我渐渐感到他留下一份完整口述史的迫切性。顾准给后人留下了他对专制主义的深刻分析，然而他却没有来得及详细告知世人，他从地狱中蹚过来的命运与他理论思考之间的血肉关联；韦君宜先生《思痛录》中记录的事件情景与当事人心路给大家以震动，但是她的叙述毕竟没有与系统的思辨结合在一起。参照之下我就想，如果李先生能够有一份关于自己经历与理论思路形成过程的全面口述，对于后人认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的形态、特质、发展过程、演化机理等等，都将有很大的意义，还可能成为史与思两者结合互补的典型实录。

大概是在2000年，我向李慎之先生提出这个建议。开始很长时间里，他坚决地不愿意。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实在太忙了，当时形势下国际国内、历史、当下等五花八门的问题纷至沓来，刺激着他用尽一切时间精力来回应这些对思考能力的历史性挑战。再就是以前曾有热心者给他做过简短的口述史，因为容量限制，所以远不能展示他生命中经历的巨大波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血泪思考。所以他担心自己的口述史即使做出来，其分量也不一定能够对得起这些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幸而在他多次拒绝之后，我并未灰心，反而再三再四向他解释此项工作很迫切的理由。当时他差不多每隔两周三周时间，就要给我来电话，谈他对时政问题、学术问题的具体想法，于是我在交流完这些内容之后，总是看机会尽量重提此事，有时在写出对他提示问题的理解之后，也要顺便提及这个必要性。而长久沟通之后，李慎之先生终于转变了以前的拒绝态度。他于2001年4月26日专门写信给我：

你的来信使我感动。

我也有过不多几次受采访的经验，我没有理由责备采访我的同志（因为他们没有歪曲）。但是总是觉得写的不是那回事，这三年来已经完全谢绝采访。我现在还有几篇可以透露我个人的身世或个人的思想历程文章要写，以我的“生产力”之低，大概两年可以完成。到那时，我就是八十岁了，我准备出一个集子（或外加一个光盘）。那时，你先从这些文章中搜罗我思想的痕迹，发现其中的缺漏、以至矛盾，然后向我提出问题，你的记录就可以比较准确。另外，我有一些书信，有时候，也足以表白我最深的思想，……我的有些想法也许也不能写，或写了而不能发表，我当然是相信在我身后都有可能实现的。我愿意与你讨论，由你来发表。我相信大概有十年，言论总可以放开了。

为此，你的建议，到我八十岁的时候（也就是两年以后）开始，如何？

再一次谢谢你。

有了他这样的首肯，并且把此事安排进了远期日程表，这于我当然是第一步的成功；当然我更明白，如果期之以李先生八十岁高龄时才开始他的口述史工作，那并没有顺利完成的把握。

对于上面的情况，我能够经常与之讨论的是王学泰先生，我与他同事最久，在学业与情感上，他又是我最亲近的兄长兼老师；恰好王学泰与刘志琴先生是邻居，所以他又将此情况对刘先生做了转述。总之，我们一致觉得应该尽早开始这个工作，而且一定要让李慎之先生有机会畅所欲言，尽量详细地留下他的所有想法。

有了上述共识，操作上的事情就会遇到迎刃而解的机会。刘志琴先生后来在文章中，曾记述这项工作所需花费是如何解决的：

今年是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时间早已远去。我与他既不是深交，也不是同辈，只是因为他的言谈风貌光照后人。有一件事至今难忘，我想应该公示于众，以告慰崇敬他的读者。

李先生晚年萌生了做口述自传的想法，但这要有一些花费，虽然为数不多，但对一个两袖清风的老者来说，也是一项额外的开支。这时有个朋友对我说，有李先生的一位崇拜者愿意提供资助，不要任何报偿。这个朋友50年前在新华社工作时，曾经奉命监督李先生劳动改造，虽然并没有为难李先生，但为此他一直心怀内疚，总想有所报偿，因此就此机会引来了邹先生。

记得那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从广州出差来的邹先生来到我家，丢下一万元托我转交李先生。我说：“李先生住处不远，我带你去见见他。”他说不用了。我说：“那我代表李先生谢谢你。”他说：“不！你应该代我谢谢李先生，是他的文章使我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就这样，他连地址也没有留下。其实闻讯要予以资助的不止他一人，我的老同学复旦大学汤纲教授，多次提出可以资助李先生出书，都被李先生谢绝了。唯有这素昧平生的邹先生的资助，是我说服李先生收下的，因为他一句“谢谢李先生”，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