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教授答"有关余英时现象"的反思

记者问：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先生今(2021)年8月1日于美国普林斯顿寓所仙逝了。8月5日消息批露后，这一段时间引发了很多有关余英时先生的各种报导及评论。其中有赞赏的，也有批评的，不知道您对于这样的现象有如何的评论？有人说这是一个"余英时现象"，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议？

林安梧教授答：我与余英时先生见过几次面，他是我们上一辈的学人。记忆比较深的，我在一九九三年曾在Princeton University他的研究室谈过一个下午，记得那天是金春峰先生带我去拜访他的。谈论了不少有关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论题，还有对于他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还有"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等论题。

后来，1995年1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由马来亚大学暨中华大会堂联合会举办的"传统思想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又得相遇。那一次，算是较为高端的小型的中华汉学会议，许多著名的学问家都去了。李泽厚、成中英、杜维明、陈鼓应，还有吉隆坡的陈徽治、新加坡的苏新鋈，我与刘笑敢算是年轻一辈的。

还有几次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上，我与他虽认识，但没有太多交往。倒是他有许多学生是我的老友，像黄进兴兄、王汎森兄、林富士兄都是，还有著名的武汉学人唐翼明兄也是。余先生的过世，令人不舍。我在八月五日，随即发了一个悼念的嵌名对联。

余英时先生的过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他引发的讨论很多，您用"余英时现象"来概括这情形，这是恰当的。我现在先放开我对他的悼念，单就这现象来表示自己的一些看法。对前辈先生的最大敬意，就是针对问题，深切地提出讨论。我是秉持这样的立场来说的。

余英时先生的书，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了。当然，慢慢地，出现很多有佩服的地方，也有不佩服的地方。我觉得余英时仙逝之后，现在所引发的种种讨论，可以作成所谓"余英时现象"来讨论，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现象，批评他的有，称赞他的有，这足以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观察。

余英时基本上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学者，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我非常重视一个文化现象后头所隐含的精神的或者心理的样态，精神史、文化心理史的考察，我是相当有兴趣的。

在很年轻的时候，读过余英时先生讲"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的文章，当时心里震动，眼睛一亮。但是，闭目沉思之后，随即觉得他的提法有意思，但却有问题。这问题在哪呢？我觉得他没有真正地抓到那个更深刻问题根荄。譬如他说：儒家的主智论，道家的反智论，儒学的法家化，就形成了反智论与中国政治的传统，这只是一个表象的概括，这里还没有进到那个更根荄的问题。

我那时年纪很轻，出生之犊不畏虎，就处理了这个问题，只处理了一半，我就把这篇文章写成了一个学习报告，在戴琏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作业报告里。后来发展成一篇文章，其实当时已经写成文章了，就在《鹅湖月刊》第51期刊登，当时主编是曾昭旭先生，这篇文章被列为第一篇。

我也很感恩曾老师居然把一个大四刚毕业的学生的学期末的报告，作为这个刊物的第一篇文章。这个题目是什么呢？——《中国政治传统中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环绕先秦儒道二家政治思想的试探与考察》。这题目不小了，但是，我其实只拿先秦儒道二家，就儒跟道来说，儒家大概主要取自《论》《孟》《学》《庸》，但主要是《论》《孟》，还有《荀子》，道家取自《老子》为多。

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就是要点出这里面有一个纠结，叫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就是说儒学有主智这一面，但也有超智这一面。而主智跟超智这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而又如何走向反智，这内在有一个理序要把它揪出来。

大体说来，就是我的问题跟余先生的问题，表象上看很接近，但是骨子里头处理方式很不同，我觉得思想史概括得太简单了。当然，思想史也可以更深入，我觉得思想史更深入，就进到这个文化心理史或者精神史的层面，这样思想史才够深刻。当时有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