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例，在2019年末的武汉疫情中，作家方方，受到了中文互联网的一致口诛笔伐，认为其在美国出版《武汉日记》是卖国行径，几乎当时所有的民众，都认为方方是在故意丑化政府，故意渲染中国疫情危机，当时甚至有人要扬言要杀死方方。当时这些民众，必然是怀着“拳拳爱国心”，来对方方口诛笔伐的，不过时代过去了，他们作为疫情时代的受害者，是否反思过自己的这些所谓爱国之心？是否真正有后悔过自己对于方方无端地辱骂伤害呢？在专制制度下培养起来的中国民众，总是从一个爱国情感，走向另一个爱国情感，却鲜少能够痛定思痛，真正地理性总结历史中的问题，以求避免将来再次重蹈覆辙。专制制度下的中国民众，必然是善忘的，他们面对历史的危机，总有一味绝对好用的灵丹妙药：爱国。

为何说“非理性”的爱国，必要会走向暴力？何谓“非理性”的爱国？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凡是不允许反思的爱国，便是非理性的爱国。有以下表现：1、爱己国同时恨他国；2、不允许反思“爱己国”行为的正当性（比如批评社会，批评政府政策，受到政府不公正待遇进行申诉）；3、不允许反思“恨他国”行为的正当性（比如反思随意杀害日本人的行为是否正当）。再论为何必然走向社会暴力？被引导的“非理性”的爱国，通常会作为外交手段的一种辅助工具，但是它并不能成为发生战争的充分条件，因此这种不断被渲染的“非理性”的爱国暴力，通常只会蔓延为社会内部的一种普遍暴力，通常伤害的，只是本国的人民。而且由于非理性爱国的定义中的“不能反思”本质，便决定这样的爱国，一定会走向极端化、妖魔化与暴力化，甚至会演变成一种狂热的“宗教”战争。（就好比抗日神剧，是一种不能被反思的绝对正确的爱国，在这一前提下，必然会滋生出裤裆藏雷、手撕鬼子这样的雷人剧情。）比如12年前的西安“U型锁”事件，砸车人蔡洋便是借着爱国的名义，用U型锁砸向开着日本丰田车的车主李建利。再比如本次苏州刺杀日本母子事件，最终是保护日本母子的中国人胡友平被凶徒刺死。所以我们说，通常非理性的爱国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弥漫在社会内部的一种对于本国同胞的一种暴力。

非理性爱国、极端民族主义的结果是什么？

非理性爱国和极端民族主义，通常有三种结果；第一种，轻度的，会造成社会内部互相伤害的暴力，民众借机宣泄对社会的不满，并蔓延为暴力事件；第二种，中度的，弥漫的社会暴力造成内部社会动乱，或造成对外的重大外交事件，这一阶段可能会产生某些极右的组织，结果是会被镇压；第三种，重度的，通常会重创本国政府甚至造成其倒台，对外则走向军国主义与战争。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今天，是否还会有义和团——声势浩大的有组织的非理性爱国团体？

可以说，情况不容乐观。义和团的产生背景，是治理混乱的清末社会，人们借爱国救国之名，团结起底层的民众，进行杀洋人保满清的社会运动，义和团的这种凝聚力量，恰恰是非理性的爱国情绪。现在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房地产问题、基层治理问题、制度问题逐渐凸显，政府在拼命地维稳、救市，但同时社会基层的治理越发混乱，失业率高，民众普遍房贷缠身，甚至有很多烂尾楼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生存，而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从今年年初并发的自杀事件、暴力事件、仇杀外国人事件，已经显示社会正在走向混乱之中，而这，恰是“义和团”——非理性爱国者滋生的温床。

我们怎么面对，或者避免非理性爱国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

在社会混乱的时期，通常会产生这种非理性爱国情绪，甚至极端的民族主义，在某种层面上来说，这是难以避免的。政府控制社会的手段，通常难以按照理性的建议立刻做出恰当的调整，而政府陷入到治理危机时，也通常会用非理性的爱国情绪饮鸩止渴，这就更加放大了他们的“暴力”。正如前面所说，非理性爱国的本质是“不允许反思”，因此我们能做的，便是对社会中所弥漫的非理性爱国声音，以及所造成的暴力事件，我们要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发声、分析，引导民众反思，以期能够给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降温。但是如果时代潮流走到并非一二人所能扭转，那么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有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