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换句话说，大约一年来，习*近*平一直在说，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我们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努力，但确实我们为人民做的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如果你深入理解，这就是他在说的。所以，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他们进入这个三中全会，他们会说，我们会试着推动改革，将为人民提供改革，让他们过得更好，这有点像此前党从改善人民生活中获得的合法性，也就是我喜欢形容的“奇迹增长时代”。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会这么说。但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地说，他们不会改变任何关于保护中国经济免受危机的基本政策。如果你读习*近*平的演讲，他说要过紧日子，他认为这是长远的最佳选择，你需要在短期内吃苦撑过去。他说的是：中国人民不需要每年消费增长百分之六来支持共产党，我们比你们更清楚，我们正在建设这种长期更具韧性的经济体，而且这是最好的，我自己称之为“高质量经济增长”。

我个人对此也不是很看好。但是你知道吗？我认为他在这方面非常清楚。关于三中全会，我们能说的一件事是，“他们会试着两全其美”。但这意味着什么？在实际制度变革上意味着什么？在实际激励机制改变上意味着什么？对于在系统中工作的人们来说，他一直在积极地改变激励机制，这样人们就不会把赚钱作为主要或压倒一切的动机，他希望人们致力于他想推动的各种议题，而且他聪明的实际改变激励机制。在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上，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看到他想要更多的两全其美，但有没有办法实现更多的两全其美呢？我不看好。

记者：这样下去，中国经济会撞上墙吗？

诺顿：这里没有墙。华盛顿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了巅峰，或者认为中国经济处于根本性的深度危机中，但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正确。系统性经济表现不佳是因为人们被给予了错误的激励，而人们则会对这些激励做出反应。目前这些激励在传达什么呢？就是不要从事金融工作，这个行业不再那么有利可图，而且风险很大。当人们在面对这些激励做出适当的回应时，他们会说，“那我就少度假一些吧，多存点钱，尽力重建我的财务状况。”

记者：中国目前经济情况和日本泡沫破灭后是否有些类似？

诺顿：中国目前经济情况与日本确实有些结构上的相似性，处理房产危机的（应对）质量非常差，与日本在1990年代对其金融危机的反应有些相似之处，两者都发生在超高速增长期结束之际。两者都对资产价值的崩溃做出“让我们试着控制一下，我们并不真的需要做太多事，试图掩盖问题”的反应。因此在这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差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继续将其经济的巨大比例投入建设中。

我们很难追踪投资与国家政策的关系，但中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0%投入到新投资中，这比日本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当然，这里面一定存在巨大的浪费。但是，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种动态量能，你可以在中国看到高铁现在的情况，它已经完成了；电网也已经得到更新。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们在系统内投入了如此多的资金，比美国多得多，顺便说一句，你拿中国的投资率乘以其经济总量，与美国的投资率乘以美国的经济总量进行比较，中国的数字要大得多，这是很重要的区别。另外，日本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所以要说中国经济正经历日本90年代的阶段，也不太能类比。

记者：那如果现在经济是系统性表现不佳，那这会持续多久？像日本几十年衰退吗？

诺顿：习*近*平不会永远是中国的总书记。很多人看到了他政策带来的代价（cost），特别是在2022年4月（因应新冠肺炎的清零政策）。所以，我们无法下结论，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力量仍然相对健康，经济还能非常有效的回应重大政策和政治变革。

但在某些方面，过去几年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是，共产党恢复了我们曾以为永远消失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商业主义。他们确实有革命党的传统，一些口号四处飘扬。但是，90年代之后，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党的官员与商界之间过于亲近，对吧？所以我们以为这已经是新常态了，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习*近*平居然恢复了一套反商业、反资本主义的政策，让人们感到害怕。党会扭转这一局面吗？如果不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如我说的，他不会永远担任党的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