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第三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当习*近*平试图执行其中一些改革政策时，他总是会经历一些短期的经济动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每次遇到经济动荡，他就会缩回去。所以，很明显，从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的逻辑，（注：显示性偏好是观察消费者的行为理论，经济学家认为观察消费者不是看他们说想要购买什么，而是他们实际上花钱买了什么）来看习*近*平的改革，在2013年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显示性偏好是，在经济问题上，避免破坏现状无事生非，不要做任何可能引发潜在不稳定的事情。因此，我们在宏观经济的三个最基本领域看到了这一模式。首先是（他的政府）给予股市更大的影响力，结果导致了一个荒谬的泡沫，然后破灭了，习*近*平于是就撤销了这股市改革。

其次是试图在国际上开放资本账户，这导致了大规模的资本外流，特别是一些与政治权力相关的企业集团，它们把大量资金转移出国，随后政策被收紧。

第三个领域，甚至最神秘的是财政改革方面，实际上，2013年的三中全会并没有特别强调财政改革，因为人们认为这个改革已经被决定要执行，本来计划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财政改革，第一阶段是由技术幕僚来实施，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从未实施。我们不清楚具体原因。因此，这三个与2013年经济改革相关的重大失败点都显而易见。

记者：很多中国人根据历史经验相信“只要进入危机，共产党就会被倒逼改革”，因此他们一直期待着改革的发生，您怎么看？

诺顿：大多数政治体系，包括中国自文化大革命后，确实是在危机时期推动改革。当出现严重问题时，被迫推动改革。显然，这适用于1978年、1984年和1993年，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共产党行为的一个相当好的概括。

很显然，自2022年以来，家庭对经济的期待和看法出现大幅恶化。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收入增长较慢，他们对收入开始缺乏信心。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房价大幅下跌，他们遭受了巨大的财富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陷入一种危机，但这不是（此前）那种根深蒂固的、基础经济能否继续运转的危机，（现在）经济还在运转。

考虑到习*近*平明确希望把国家资源和注意力集中在与美国的科技战中，以摆脱中国对美国主导、控制的技术的依赖。这（目前经济状态）是他想要的，他不在乎中国消费增长的速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半危机，它不是真正的危机，因为领导层基本上在推动他们想做的事情。

但在这次三中全会之前，我们看到了相当多关于当前经济政策问题的公开讨论，我们甚至看到相对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周其仁，被邀请到政治局会议进行小型讲座，这是个让人惊讶的发展。很显然，对当前经济政策感到不满意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被授予更多讨论的自由，当然，他们非常、非常谨慎地讨论中国应该有什么不同的做法。这发展非常有趣，不过，所有这些讨论都无法转化为具体政策。

我认为习*近*平非常高兴他能够执行他自己心中的政策–-建设一个完全可以对美国压力绝缘的高科技经济体–我认为这种想法，很大程度是受到了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的影响。

记者：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为共产党带来合法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会不会为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而推动改革呢？

诺顿：习*近*平像任何人一样，希望可以两全其美（既要又要）。他会说我们必须这样做。在我们的（经济）防御方面，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来自美国的压力而脆弱；比如说，如果我们决定攻打台湾，我们不希望经济处于会因美国制裁而崩溃的任何情况。

目前引人注目的是，人们似乎被鼓励，或者至少被允许更加开放地发表意见。看起来（共产党）确实有一种体认：不说我们不想这么做，也许我们走得有点太远了，也许有一些方法可以两全其美。而且，有这么一个新口号，“新质生产力”，每个人都纳闷这是什么意思？但它混入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有什么意义呢？看起来真的有点荒谬，但是它的一个奇怪之处是，大约80%的情况下，当提到这个时，下一句是“我们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最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了，因为“全要素生产”是经济学家说的，经济学家说你拿出你衡量生产力的输入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然后你衡量从中得到的产出，增加得越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