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队规，池塘内及周边的鱼都属于生产队，白天上工时候每个社员抓到的鱼统统缴归队里所有。待这一天队长宣布收工以后，才容许个人自由下塘去捡漏网之鱼。那天傍晚，亚平神色凝重地拉我到他的房东老队长家的厨房里，看到满满一小缸活崩乱跳的鲫鱼，显然这是队里收工以后捡来的，但通常捡漏者是捡不到这么多鱼的。原来老队长在白天上工集体抓鱼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隐秘的鱼洞，随意用水草遮住，收工后再独自私抓。老队长此举明显违反规矩。我满腔正义向队长报告此事，队长说他早已知道。第二天凌晨我还未起床，老队长就登门问罪，气呼呼隔着帐子责问，小周我平时待你不错，为啥你为了几条鱼与我过不去？我自知理亏无言以对，江湖上本来友情为重，义字当先。
回顾岛国生活不能不提“吃扛棋”。“吃扛棋”是按照崇明话发音的写法，没有语文根据。指的是一批人聚在一起集体出钱买羊买酒，自己动手宰杀煮烧大吃一顿。在雨天做不成农活，或者农闲季节，一旦有人提议“吃扛棋”，大家就会一致响应欢快雀跃。我在某一冬日与本队一群社员吃过一次。一般都是男人参加，帮厨的妇女不上桌子。酒桌上无论穷富，不分阶级，没有官职，都是吃客。这是一种精打细算的穷人的盛宴。下午从邻队拉来几十斤重一头白山羊（当地人又称胡羊，据说崇明白山羊还是有点名气的），大约三、四十元吧，一群饿汉在队长家里，七手八脚，分工合作，屠宰、剥皮、褪毛，烧火、浇水，开膛破肚，煮炒炸煎。褪下的羊毛到镇上供销社可以卖几块钱，最好部位的羊肉卖给外队富裕人家，又省下几块钱。再到镇上小店家凭粮票买来老白酒。忙碌了几个小时，锅里的红烧羊肉香气扑鼻,盆里的白切羊肉令人嘴馋，内脏杂碎加上刚从田里摘下的青菜和家腌的咸菜，煮成一大锅。大家围桌而坐，大碗大盆狼吞虎咽，个个吃得浑身冒气，人人都是英雄好汉。风卷残云，老酒咪咪，乱话讲讲，牢骚发发，指点江山。在满屋肉味、膻味、汗味和酒味之中，大家忘掉了寒风，忘掉了劳累，忘掉了苦痛。队里朱家宅二青年，算是富农家庭成分，平时开会从不发言，与人很少交往，只有在吃杠棋那晚，我才看到他们从未有过的生龙活虎，真情显露的青春焕发。酒饱饭足，会计最后一结算，摊到每人头上不过一块几角钱。
蛇的故事
我不算胆小,但是看到蛇还是有点怕。有时在水田干活,突然一条蛇从脚下游过,吓了一大跳,还要装成满不在乎的样子。
生产队里各个社员的基本工分依据力气大小，农活技术高低评定，最高一天十分。女社员基本工分比男社员低，最高一天八分。队里有一壮汉,名叫强伯，是有名的十工分强劳动力,生产队贫协主席。此人力大胆大，什么都不怕只怕老鼠，据说有一次看到一只小老鼠，浑身直冒冷汗。一天早晨天色微明,强伯在灶头洗刷锅子,伸手抓起锅台上黑糊糊的抹布,不料抓到的竟是爬上灶头取暖的一条盘着的蛇。
队长朱小汉的弟弟朱汉明是复员军人，在县城邮局工作，一般星期天才回来。弟兄两家合住一栋砖房。崇明农家普遍使用马桶,每天会将洗刷好的马桶放在外面晾晒。某日傍晚，队长弟媳妇将在外面晾干的马桶拎回家放在床头,但无论怎样都放不平，她好生奇怪,蹲下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大蛇盘踞在床前木头地板上。队长弟媳妇顿时花容失色,大叫一声。队长闻声赶来,把蛇装进麻袋抓走。
一天夜晚我刚刚上床,只听到屋梁上有麻雀在叽叽喳喳尖叫,又听到啪搭一声闷响。我隔着帐子用手电筒照看,只见一条花蛇掉在我床边地上，一动也不动,好像跌昏了。我连忙向房东妈妈求救,妈妈提着棍子过来,蛇已经不见踪影。还好在农村居住，一年四季床上都挂帐子。
“一打三反”学习班
崇明生活的一年半，全国文化大革命如日中天，包括“九大”召开。小岛不是世外桃源，但它犹如疾风暴雨中一个比较宁静的田园。阶级斗争被淡化，老九们多多少少避开了政治运动的刀光剑影。有些同学夹着砖头一般厚的书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家家户户挂着的舌簧喇叭每天晚上播送重要文章和样板戏。虽然有时白天也会停工在打谷场上开大会忆苦思甜读报纸喊口号，但基本上没有口诛笔伐批斗游街。政治狂潮从北京涌向上海，再沿着长江水推进到这个小岛，势能消减，兴不起什么浪花。1969年冬季我们被“落实政策”，抽调到公社机关，吃住都在公社所在地三江口镇上,由公社团委女书记带领我们，有时做会议记录，有时搞材料整理。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汇成“一打三反”运动。遇罗克就是这一年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的。那时复旦大学主要是清理“胡守均反革命集团”,派工宣队来崇明主持“一打三反”学习班，也算是给我们再分配前的又一次政治审查。学习班在地处县城内的崇明县卫生学校中举办，该校校舍本是古代学宫建筑，我们一棒子人集中居住大殿里，上下铺双人床。于是又结识了中文系、化学系、哲学系的“插兄”。新闻系化学系同学编在一个学习小组，有一热情活跃分子叫李华立。好在岛兄们与胡守钧没有干系，仅仅哲学系一人斗私批修。工宣队走过场，我们惦记着分配方案。
离开崇明孤岛，大家各奔东西，拿着介绍信到各个区教育局报到。就我记得的，徐亚平到静安区海防中学，我们经常往来，我把中学年代老朋友介绍给亚平的姐姐,组成了家庭。李新洲到杨浦区东升中学，我到市东中学。沈全梅到静安区教师进修学院，多年后转到《青年报》任职，王胜利到扬州中学，后来回上海电视台做贡献。王锦园到黄浦区培光中学,程晖到浦明中学。之后我曾经回崇明探望房东乡亲，带去了他们喜欢的用红纸包的长条云片糕。
岛民的喜剧与悲剧
文革结束中国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个人命运也有值得回味的故事。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制度，给不甘心在中学教师岗位上消磨时光的崇明“插兄”开启了新的希望之门。在崇明一起镀过泥的原数学系的李新洲、陈纪修，原物理系的沈维滇，原新闻系的王锦园与我，投考研究生重聚复旦校园十号楼。研究生毕业，全部留校任教，有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各自专业领域里努力。陈纪修成为复旦大学优秀教师，李新洲任华东理工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沈维滇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任物理系教授，王锦园担任复旦副教务长，书写“后崇明时代”历史。
这个世界离不开悲剧，一位前岛民的悲惨故事发生在离开小岛之后。某君与我三年高中同班，五年大学同班，两年崇明同大队，前后相识十年，这种同学关系属于稀有。此君七十年代在黄浦区洋泾中学担任教师期间，被工宣队查获，“屈打成招”，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黄浦区军管组”以“奸淫女学生”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老同学认为自己的事情是在“谈恋爱”的“男女关系”，出狱后不断鸣冤叫屈上告申诉几十年，有一份诉状送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龚学平。我在很久以后才知道该同学的冤情。直至2008年，朱华布、王胜利等大学同班同学还为此同学伸出援手，帮助申诉，我也参与其中。可惜官方一直未给此案平反纠错，朱华布不得不宣布翻案无望，申诉结束。这位老同学的遭遇可说是崇明复旦兄弟中最惨的一个，可怜可惜可痛可悲。根据对案情的仔细了解，我觉得纵然当事人有错，抑或有罪，但绝对罪不至此，要服刑十年。疯狂年代造就各种冤案，多少人不得不终身吞下苦果；历史真相如何，并非总会大白。我最后只能无奈地劝慰老同学：如果与案发十年后的“严打”相比，你还算是幸运的。当年陕西女子举办家庭舞会被判死刑，四川小伙与人打赌当街强吻女子被枪毙，冤得更加厉害。
（2021年6月—2024年5月。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王锦园、王胜利、沈全梅、陈桂兰同学的帮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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