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渴望从一个大家庭退回部落。说它是部落，因为它就是一个小的、单一的社会，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信仰。这个部落从未出现在现实中，这是一个神话。这解释了英国为何会脱欧。

至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或正在被民族主义困扰的民主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荷兰，民族主义的力量一直在那里。但我的印象是，就像加泰罗尼亚独立事件那样，它只是少数派。民主制度的力量会逐渐摧毁它，直到它被完全打败。这一点上我很乐观。

问：

人们该如何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潮？

答：

你必须狠狠打击他们，别有自卑感（此处说的是加泰罗尼亚独立，因为支持统一的人在加泰罗尼亚反而不敢说话。），并且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时代的逆向，是民主和自由的敌人，民族主义是一个大谎言。这种现象只能出现在历史小说里。加泰罗尼亚的情况就是如此。

问：

您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一个自由主义者，这种改变并不少见。事实上，这与许多作家一样，比如卡尔·波普尔、雷蒙·阿隆、雷沃尔（Revel）。

答：

我这一代的拉丁美洲人被美国的军事独裁以及巨大的不平等唤醒了理智。在那时，对于一个有忧患意识的年轻的拉美人来说（除智利、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外），很难不拒绝这种民主画面。

我曾想成为共产主义者，在我看来，共产主义就是军事专政、腐败、不平等的对立面。后来，我进入圣马可斯大学，这是一所全国性的大学，在那里我得到的想法是，必须有一种能与自己想法结合的共产主义思想。事实上，我找到了。我捍卫的是萨特主义和存在主义。

我曾思考了一年。但那时的我仍是一个模糊的社会主义者，古巴革命确定了我的想法，尽管一开始看起来是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但它还是激励了我。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曾五次前往古巴。我记得自己给卡斯特罗写过一封私人信件，倾吐自己的困惑。卡斯特罗曾邀请我和十几位知识分子与他交谈。

我们彻夜长谈，从晚上8点到早上8点，整整12个小时，但基本上都是听他讲话。这令人印象深刻，但并不是很有说服力。从那时起，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怀疑的态度，直到诗人帕迪亚入狱事件。我经历了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然后开始一点点接近自由主义学说。之后，我很幸运地生活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政的英国。

问：

撒切尔夫人是一个智慧、果敢的女性，有深刻自由主义信念。

答：

我记得自己刚到英国的时候，英国正深陷经济危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改革唤醒了英国。那是艰难的时刻：结束工会运动，创建自由市场社会，竞争和捍卫民主，并坚定自己的信念。

对我来说，那几年我开始明确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开始读哈耶克和波普尔，这两人也是撒切尔思想的引领者。

自由主义者想要一个有效率的国家，保证自由平等的机会，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以及对法治的尊重。但是，除了基本的共识之外，自由主义者们还是存在分歧的。

比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说经济自由不能不受限制。哈耶克则对市场拥有非凡的信心，甚至于认为以市场为主导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以赛亚则更现实，他认为市场实际上是带来了经济进步的东西，但如果进步意味着创造如此巨大的不平等，民主的本质就受到了损害。

问：

关于萨特，我有一个问题。他年纪大了以后作品就走下坡路，而其他人如阿尔贝·加缪、安德烈·马尔罗，则是用生命在抵抗。但为什么您仍对萨特非常尊敬？

答：

因为萨特就是我整个的青春期啊。

问：

因为您将他定义为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但他其实也有平常人的一面，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政治观点一直都是错误的。

答：

我觉得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往深处挖掘，这是一个心理上的原因，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坚持真理的人。他属于一个抗拒的群体，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作为。尽管他似乎一辈子都在努力，但我认为他从来没有从这个群体中解脱出来。

他所在的时代就是：知识分子尽一切所能想要证明自己的思想进步、革新。因为这正是他们被期待的。而在第三世界，我们没什么机会说话。如果你身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拉美，不是左派知识分子，那你根本就不算知识分子，所有的大门都会向你关上。那是一个非常教条化的时代，也严重扭曲了文化生活。当然现在这一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