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七十年代初期，粮油按标准供给，棉花、布匹等生活必须品和肉蛋、白糖、等副食品凭票供应。我们这样的半大小子，一个月才供应24斤粮，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里又没什么油水，特能吃。父母说我们是“大肚子汉”。因食物短缺，营养不良，一个个长得球球蛋蛋的。

没办法，母亲只好求爷爷、告奶奶朝连队去借，一月吃二月的粮，二月吃三月的粮，真的是寅吃卯粮。司务长张洪恩是个“抠门儿”，但他人心肠好，也比较同情我们的家境。母亲在连队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她都到场，维下了不少人。所以母亲每次借粮，他二话不说偷偷借给母亲。说偷偷借是因为那时我家是“五类分子”，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他借粮给我家，会被扣上与“五类分子”同流合污的罪名，他可就惨了。

粮食填不饱我这个大肚子汉，苍天饿不死瞎家雀。我自己想辄。一到春夏秋三季，连队的哪块地种什么好吃的，什么时间熟了能吃我都了如指掌。但有时也饥不择食能吃就甙。

1973年初秋的一天，我忍着饿得叽里咕噜正在打架的肚子，和两个小伙伴放学后，挎起土篮子到几里以外的野地攋猪食菜。攋完满满一匡猪食菜，连累带饿，两眼发花，腿脚发软，实在是走不动了，恰巧路过一片玉米地。

望着吐着红缨的玉米，我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一蹓烟儿地蹿进了玉米地。不管三七二十一，掰下玉米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啃着醺甜冒着白浆的玉米如同吃着山珍海味、美食佳肴的大餐，我们几个那种狼吞虎咽的众生相现在回想起来都很好笑。

也该着倒霉，我们仨人正啃着起劲，撑得腹胀嗝响的时候，恰巧被在地里干完活收工的几个知青碰上了。他们连喊带叫，吓得我们魂飞魄散、屁滚尿流，在“青纱帐”里一阵狂奔，没多远就给弄得个“狗抢屎”，装菜的土篮子也不知丢哪儿去了。

我们仨被“押解”到连队食堂，另两个伙伴因为出身好，给放“生”了，留下了我这“五类分子”的狗崽子。此时已是傍晚，连队正准备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每个大圆饭桌上都摆着一大笸箩冒着热气用麦麸、野菜等混合在一起做成的窝头，名叫“忆苦”饭，准备边开会边吃“忆苦”饭。

那几个青年拿了足有十几个“忆苦”窝头说：“你不是吃不饱吗？能啃青苞米吗？能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吗？今天叫你把旧社会穷人吃的饭吃个够，吃不完你就是对贫下中农没感情，叫你爸‘陪’你吃”。我即刻明白了‘陪’的意思，那就是又要开父亲的批斗会了。

毕竟食量有限，啃青啃得肚子已经饱和。没办法，为了不让父亲为我遭罪，我鼓足勇气，甩开腮帮愣往下吞，几个窝头下去就撑得我肚胀腹痛，眼泪直流……

功夫不大，父亲也被“传唤”到食堂，一场“什么龙生龙、凤生凤，‘五类分子’的子女天生反动”的声势浩大的“忆苦、批斗”会又开始了。

回到家，父亲又是一痛口诛棍罚。现在看来，当时无论受多大的委屈只要填饱肚子就行。民以食为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