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中国大量城市人口向西方移民的原因，与农村稍有不同﹐主要是专制制度下的一种心理崩溃。

3、中国人心理崩溃的后遗症

西方世界一直忽略了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响往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和富裕﹐这种向往在过去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的。所以﹐离开中国到西方去﹐成为邓小平时代的时髦。人们以各自的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农村青年靠偷渡﹑城市学生靠留学﹑中年知识分子靠访问交流﹑女孩子靠嫁“洋人”。中国的这种现象﹐同七十年代的越南“难民潮”是不同的﹐它不是一种受到直接威胁的逃亡﹐而是人口压力﹑缺乏人权﹑经济诱惑﹑理想破灭等综合因素构成的一种有计划的“大逃亡”﹐有点类似伯林墙倒塌前东德人朝西德的逃亡﹐只不过是发生在中国和整个世界范围之间。

分析这种心理现象不是本文所能做到的。我只提出几点参考﹕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恢复向西方的留学政策﹐引起最初的“出国热”﹐这些到美国﹑欧州去的留学生被中国人视为“脱离苦难”的幸运儿﹔

——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的改革受挫﹐人们无法承受物价的上涨﹐中国弥漫着一种“大船要沉”的恐惧﹐“逃离沉船”的心理开始浮现﹐这不但刺激了大学生出国留学的疯狂﹐也开始引起沿海地带的偷渡出国﹔

——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及其政治清算﹐是引发“大逃亡”的一个最直接的事件﹐民运人士的“政治逃亡”也引诱了全民性的合法或非法“出国”﹐大批人走香港﹑台湾﹑南洋再转道去欧州﹑北美﹑澳州﹐办法可谓“八仙过海﹐个显其能”﹕有假冒“民运人士”的﹐有花钱买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假护照的﹐当然﹐更多的农民则干脆偷渡。非法谋利的偷渡集团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在中国招揽“生意”的﹐包括卖假护照﹑引诱偷渡客。应当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因“六四”事件而向中国人提供“政治避难”﹐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后文还会谈到。

三、政府行为

1、中国政府的“难民政治”

如上所述﹐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关建点﹐不仅在于“六四”以后民运分子逃亡的风潮是“中国移民潮”的开端﹐它也是中国政府“难民政治”的开始。

应当说﹐在此之前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是控制人民自由出国的。从它与香港政府协作制止向香港的偷渡来看﹐它不是一个故意的“难民输出者”。这一点在“六四”以后改变了。

这个逃亡潮被中共作为政治工具使用，最主要的证据是邓小平1991年春季前夕在上海的一番谈话﹐他说﹕“西方再坚持经济制裁，不妨对沿海各地松一松，让想外逃的人跑出去，步越南后尘”。这是中共高层第一次使用“难民政治”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直接引用了越南的先例。七十年代越南的“难民潮”﹐是一个政府公然利用“输出人口”以谋利润和缓解国内矛盾的残暴行为﹐1978年以来究竟有多少越南人偷渡到南中国海上﹖死了多少﹖至今是一个迷﹐可知的数子是两个﹕获得外国安置的超过一百五十万人﹐至今滞留香港和东南亚各国难民营的﹐约四万人。中国政府很清楚越南政府一手制造的这场灾难对整个世界所造成的压力﹐他们认为这种压力能过使西方和国际社会向他们屈服﹐因为除了他们﹐没有人能控制中国人也象越南人那样“大逃亡”。邓小平接着上面的话﹐还说道﹕“如果中国共产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将会有一亿以上中国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亚﹐一千万到泰国﹐五十万到香港。”

我们没有资料去证实﹐这仅仅只是一个恫吓呢﹐还是中国政府近几年真的“对沿海各地松一松”过﹖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敢于公开这么讲﹐沿海地方各级政府就敢于这么做﹐至少这样做一则不会受到中央的批评﹐二则也是缓解地方人口压力的一条出路。所以﹐中国各级政府对人民偷渡出国﹐至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松一松”是一种游戏(game)﹐它可以是默许﹐也可以是纵容﹐甚至可以是操纵。从1990年以来中国向西方的偷渡大增，从此成为“难民输出国”来看﹐中国政府的确是“松一松”了的﹐因为如果它不松﹐绝对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跑得出来。

2、实验场﹕香港和台湾

可以算作“松一松”的实例也有两个。

一是对香港——三十年来中国大陆“逃港”风潮从未停息过，中国政府同港英政府有协议﹐偷渡者可以遣返。但是﹐因为“六四”以后香港民间协助民运人士逃亡，中国政府便故意"输送"刑事犯人越境，去香港犯罪，逼使港英政府达成“遣返”民运人士协议。

二是对台湾，主要是组织渔民骚扰，中共有能力这样作的证据，是1990年将侯德建从海上“放”回台湾。侯德建是一位台湾歌手﹐1988年到北京旅居﹐因参于天安门事件被中国政府拘押。1990年6月18日﹐北京的警察将他押往福建﹐凌晨用边防巡逻艇﹙公安边防231号﹚将他送到公海上﹔与此同时﹐中国的边防人员已经安排好一只台湾渔船“金源发6号”﹐命令该渔船船长将侯德建偷渡回台湾。这只渔船将侯德建藏在仓底送到台湾宜兰港附近﹐让他再换小船﹐避开边防检查﹐顺利上岸。此事使台湾朝野大惊﹐人们质问政府﹕北京的警察可以如此容易地把一个人“送”进台湾﹐台湾还有什么边防可言﹖而北京选择侯德建这个台湾的“明星歌手”送过去﹐无疑是告诉台湾﹕我可以送侯德建﹐也可以送更多的人﹗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国政府利用“难民政治”的动念目前尚处于尝试阶段。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虽然有向南太平洋移民的历史习惯﹐但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和边防能力﹐是足以制止一个“大逃亡”发生的﹐但也是足以制造故意的“难民输出”的。这种能力表现在﹕

——完备的边防﹑缉私能力﹔

——沿海渔民的准军事化民兵组织﹔

——这个海域民间走私掩盖下的官﹑民﹑黑社会的勾结。

事实上﹐最近几年中共尝试利用渔民骚扰台湾以取得政治交换筹码的事件﹐已发生多起﹐这正是海峡两岸渔民纠纷的政治背景。此种方式预计还会频繁使用于台湾海峡和更远的海域。再发展下去的模式可能是﹕

——官方提供装备条件的偷渡，

——官方默许的民间海盗行径，

——官方提供装备的民间武装骚扰，

——直接用于配合战术目标的民兵武力行为，

——正规海战中的武装船民

总而言之，西太平洋靠近中国大陆的海域，将是一个承受大陆生存空间危机的释放场所，大陆政权处在不能消解这个负面因素，却能利用它的微妙时期。更长远的看，即使来自北京的直接部署失效，地方势力也会利用这个力量以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而那将是更无章法的行为。

3、一种诱惑﹕美国移民政策的误区

前面已经谈到﹐西方国家因“六四”事件而向中国人提供“政治避难”﹐成为今天中国“难民潮”的一个的诱惑。这种“诱惑”主要是从两各方面构成的﹕第一﹐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中国知识分子获得西方国家的庇护﹐这些人数量很少﹔第二﹐President Bush的“总统保护令”﹐准许1990年4月以前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获得在美国长期居留﹐而不问他是否回国有政治上的威胁﹐根据这个法令获得“绿卡”的中国人据说进十万人﹐这些人绝大部分并未参与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事件﹐因为他们都是在美国留学或者访问的学生学人。

上述第二点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因为这十万人获得美国绿卡的理由是“政治避难”性质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回到中国并没有任何危险。1992年以后﹐这些获得美国“保护”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回到中国从事各种职业﹐中国政府为了吸引他们回去﹐不但不追究他们所获得的美国的“保护”﹐反而给于他们各种很好的待遇。这就向所有中国人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

——“政治避难”是获得绿卡的最佳途径﹔

——美国向任何中国人提供“政治避难”﹐只要你在美国﹔

——他们认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如何到达美国，不管以什么方式。

我认为﹐从“金色冒险号”到太平洋上每一只以美国为目标的偷渡船﹐都是受到这个错误信息的诱惑的。美国的政治家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中国是一个教育和法制观念都很低水平的国家﹐而且﹐人们在长期专制社会中养成了说谎的习惯﹐从知识分子到农民。中国历史上的“淘金潮”就是一种“非法移民”出国打工挣钱的传统方式，出国者都没有“移民法”概念。西方的“政治避难”给了他们“争取”合法的希望。按照西方“政治和宗教迫害”的概念，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找到（或编造）无数“正当”理由在西方取得避难，从信仰、政治迫害、一胎化直到同性恋。

美国虽然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它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当太平洋对岸的那个十几亿人的大国以它作为潜在的移民对象时﹐美国的对策绝不止是加强边防就可以应付得了的﹐真正需要检讨的是移民政策本身。

（For Pacific Forum CSIS，29 May,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