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国际社会同样提出追责问题。如美国就有律师拟起诉中国政府，各国政界和民间也都有要求中国为新冠负责乃至赔偿的声音。面对西方国家及世卫组织提出的调查新冠源头的要求，中共以各种方式拖延，直到今年年初才同意世卫组织派团调查。[21]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倒打一耙、指责新冠病毒是赴华参加军人运动会的美军传染而来，混淆是非能力可见一斑。
因中共当局在早期对疫情的隐瞒及防控不力，造成全国乃至世界受到如此巨大的伤害与损失，追责本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此世纪巨祸，迄今却无人担责，这当然是中共当局对内镇压、对外耍流氓的结果。
对于公共安全事故/灾难拒绝负责或敷衍了事，是中共政权一贯的作风。如2008年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校舍涉及“豆腐渣工程”的问题，就迄今没有一个说法，维权家长被维稳，还有采访此事的港媒记者遭殴打。其他如“7.23”动车事故、“毒奶粉”事件、天津港爆炸事件等，中共也采取各种措施隐瞒责任、打压维权、封锁舆论。这次新冠事件也不例外，是中共当局酿悲剧成却逃避责任、打压维权运动的又一案例。
值得说明的是，并不是中共在实行高强度的防疫之后，就可以抵消此前隐瞒疫情造成的伤害。无论是隐瞒和淡化疫情，还是后来严酷的防疫措施，显然都是错的。不作为和“矫枉过正”的乱作为都是错的。走向两个极端的恶无法“相抵”、“归零”，恰相反，两个极端造成的危害是叠加的，都需要被追责和反思。
（五）“中国式防疫”对隐私的侵犯、对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扼杀
在防疫过程中，中共政权普遍使用了信息化手段，以管控十四亿国民。[22]最明显的莫过于通过“健康码”来了解每个人的行为轨迹。人们进入办公楼，购物中心，居民小区和地铁都被要求扫描手机上的健康码。一些地方要求居民使用支付宝或微信获取健康码。根据不同的健康码，人们在关卡会得到准予放行或强制隔离的不同待遇。[23]
武汉市民在街头扫健康码
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健康码”系统与公安网络相连接[24]，公安机关可以借此掌握更多个人隐私，并可能在疫情结束后继续以某种形式存在。浙江杭州即在去年5月拟建立基于“健康码”的健康评分体系，引发了公众对侵犯隐私及歧视问题的担忧。北京则发生了“健康码”信息泄露事件，大量照片、身份证号码被放到网上售卖，仅1元即可购买1000多名艺人的身份证号。
事实上，中共政权通过拥有完全管理权的互联网及相关平台，早已将国民的出行、购物、住宿、理财等行为近乎完全掌控。如微信、支付宝、微博等各平台的海量大数据，中共政权都随时可以取用。当然，还有无处不在的视频监控系统供政权取用，并且不会像有权有势者犯罪时那样“恰巧”坏掉。
依仗无孔不入的大数据和视频监控系统，中共当局可以轻而易举的实现对全体国民的监视，进而控制亿万百姓。没有人可以逃脱这样严密的监控，自然可以在防疫上实现空前的成功。这在尊重隐私、遵循法治的国家当然无法做到。在欧美等国家，公民社会始终都对大数据对隐私的侵犯非常在意，对政府、警察机构试图强化监视的行为向来抵制，中国这样的监视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在这些国家实现。
《外交事务》报道过中国政府借疫情机会加强对公民的数字监控，从部署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到记录公民的手机移动路线和铁路或航空行程。而民主国家对于使用这样的监控技术则非常小心。正是有侵犯公民隐私的顾忌，民主国家无法向中国这样利用数字技术来防疫。[25]
对隐私的侵犯，就是侵犯自由的预备和手段。当国民一举一动都被政权所侦知，剥夺自由也就轻而易举，反抗也被化解于无形。如前所述，自由重于泰山，不可因中共病毒疫情而遭到过度损害。只有中国这样的极权体制，才能不顾一切的透支国民的隐私与自由，换取抗疫的成功。
中共当局可以将高压管控手段用于抗疫，当然也可以用于其他，比如对公民社会的镇压、对少数族裔的迫害。这些年来，中共当局正是凭借在全球的无与伦比的社会控制力，实现了专制政权的存续。疫情期间中共超绝的社会控制力，再次展示了它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反抗政权的行为，可以进行强力、迅速、无情的镇压。而民众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权，只能如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其实，中共当局在抗疫期间的高压管控，本身就包含着对公民社会的扼杀、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中共当局自2013年起，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密集而强横的扫荡。如中国公民运动中起到非常突出作用的民间机构“公盟”被取缔，时常为公民社会发声的《南方周末》和南方系其他媒体被打压，针对人权律师群体的大规模抓捕、强迫失踪和吊销执照，NGO组织纷纷被关闭，知名的公民运动领袖被判刑入狱……历经数年扫荡，2020年的中国早已是被中共彻底垄断一切的专制独裁之国。
因此，中共病毒疫情爆发至今，我们再也看不到如乐清钱云会事件、邓玉娇杀人案、汶川地震校舍倒塌问题、7.23动车事故等事件发生时社会各界积极介入、群起响应，如民间的调查、救灾、援助等。在疫情爆发初期，民政部就特地的下发通知，不允许外地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进入湖北省。而外地捐助物资也指定由红十字会进行统一接收和调配。这名义上是为了方便管理和控制疫情，事实上就是防止民间自组织的生长和非体制势力的萌芽。
这对于防治疫情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由于禁止民间公益力量自由参与防疫，更不允许民间自我组织互助和自救，加剧了疫情高峰期医疗、食品等资源不足的情况，更使得失业、滞留和其他生活陷入困境的群体难以得到民间补充性救助。当然，还有对于公共舆论的压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当局对于各地国民之间的歧视、仇视、排挤、冲突持纵容放任态度。这造成人际关系恶化，人们不是互助而是互害，如艾晓明女士担心的“满足于苟活且放任自私自利，以邻为壑”。但特权阶层不担心甚至希望人们相互防范与对立，以利于他们统治。
禁止公民社会参与防疫，造成的救助资源不足等直接损害是次要的，最主要是对于公民独立维权、团结与组织的破坏。通过垄断防疫资源和权力，让国人仰中共鼻息而活，一切依靠专制政府的支配，以遏制因疫情及衍生问题而出现对政权的不满，使人民不能团结起来进行抗争。当人们面临灾荒时，对腐败肮脏政权积聚的不满就很可能爆发，疫情造成的失业和破产等经济民生危机也强化了人们绝地反抗的冲动。这本应是人民的正当反应，中共当局则利用垄断防疫资源、掐灭公民社会的方式阻止人民的愤怒转化为行动，用心恶毒且行之有效。
疫情期间打压公民社会和民间自组织的问题，是被普遍忽视的，但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扼杀了民间出现可以摆脱政权的公民团体、积聚反抗力量的可能，掐灭了自下而上变革的希望之烛。这也剥夺了人们维护自身利益、追求公平正义的权利。国人只能选择对疫情造成的伤害及衍生的各种不公不义忍气吞声。
中共对公民社会的这些破坏和对人权的侵犯，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对大数据的掌控。由信息化武装起来的政权对民众实现了“降维打击”，可以利用科技手段轻易的实现以少制多。互联网和监控系统的广泛使用，在技术层面对政权压迫民众起到了跃进作用，人民几乎再也无法“揭竿而起”、“啸聚响应”，因为政权完全掌握了每个人的动态，并且可以利用大数据调配镇压资源。这对于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是致命的打击。曾经有人预言互联网将终结专制，但意外的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数据极权成了镇压者的利器。
中共当局在疫情期间超强的社会控制力，既是高压维稳常态的强化，又是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扼杀政治反抗运动的预演。以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迁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各项权利换取抗疫的巨大成功，再次显示了曾制造经济发展奇迹的“低人权优势”的威力，以及这种“低人权优势”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开放社会形成的巨大挑战。中国政府甚至发起舆论战，宣扬专制体制的“优势”和民主体制的“低效率”。[26]而西方乃至国际社会对这种挑战并未表现出足够的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政治反对力量，也同样没有对中国式防疫反映的特色极权的刚性与灵活性做出重视和反应。这非常令人担忧。中国和国外各界人士必须正视与重视中共治下“低人权优势”的中国模式，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到这种模式对中国国民人权的侵犯及对全球自由开放社会的威胁，继而筹划对策，捍卫人权与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