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管经济不分宏观和微观
中国总理温家宝一个多月前，在英国接受《金融时报》独家专访时，大秀亚当?斯密，想表现为经济学的行家里手。在剑桥大学演讲时，他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批评：「不受管理的市场经济是注定行不通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势必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的不公，最终受到惩罚」。本来期望他在今年两会上，能真正露那么两刷子，给国人和世界带来些信心，没想到政府工作报告却无牌可亮，没有什么新内容，今年核心计划还是四万亿和「振兴十大产业」，被外电评为「力度不够」，「不足提振经济和信心」。温家宝在报告里称：「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从二○○五年起，温家宝年年将GDP指标定在八，今年保的还是八，比较「彭博社」日前公布的市场对美国二○○九年经济的平均预期是负百分之一点九，温家宝的报告是个不实在的报告，既有夸大其词，也有又藏又掖。
按照惯例，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部分对○八年的工作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尤其是「及时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 ○○四年五月，当代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访问中国，适值中国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此言对温家宝今天领导中国经济的水平仍旧一针见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两会前也尖锐批评：「宏观调控的概念自一九八五年的『巴山轮』会议上提出至今也二十多年了，但是我们还未完全认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区别，也没有有效区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这两种非常不同的职能。」钱颖一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根本原因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转型的本质「就是重新定位政府与个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其主旋律就是减少政府的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得以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潮流的体现，「一九七九年，几乎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各国也在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发达国家如此，在发展中国家也如此。近来，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研究，发现正是由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大大减少，使很多国家的经济活力大大增强。过去的三十年，正是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的三十年，是脱贫人口较多的三十年，也是创新活动较活跃的三十年。」
危机成因：政府长期不恰当干预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周为民驳斥了「危机是由缺乏政府调控、干预的市场造成的，是自由市场失灵的证明，并以此论证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须更加强化政府的干预而限制市场的作用。」他认为：「实际上，此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对市场长期实行不当干预的结果，是不恰当的政府调控、政府干预使市场运行被长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对这些后果所作出的强制平衡。人们不难看到，在次贷危机的源头美国，一方面，「宏观调控」长期、人为地维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两房」等机构和多种手段，以某种社会政策目标干预房地产市场。在这一类情况下，市场信号被长期歪曲，以致虚假繁荣的泡沫越吹越大，而信用透支的窟窿也越扯越大，终至不可收拾。 」
经济学家吴敬琏特别提醒：「在中国人们常常把宏观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混为一谈。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这不但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损害经济的活动，还会带来强化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泛滥等恶果。这是必须坚决制止的。」
刻意炒作「十四个核心数据」
官方传媒今年对温家宝的报告苦于无新牌可出，只能拿报告中的「十四个核心数据」作文章。当然最热的数据还是「保八」，与国际权威机构的预测相距甚远，他们的预测是百分之五至七点五。第二个热门数据是○九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九百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业与劳动力市场研究室主任张丽宾说：「就业政策的定性上，二○○九年的就业政策是『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并且要『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就意味着政府要在促进就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增加促进就业的投入。」张丽宾透露二○○九年预计全国总的从业人员为百分之七点八亿人。九百万数字是根据「我们测算的数值，GDP每增长百分之一，能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是六十五万个。」今年安排就业资金四百二十点二亿元，比二○○八年增加一百六十八点一二亿元，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七，还可以带动一部分就业。但是比较全国庞大的失业人口，解决九百万，只是杯水车薪。中国的失业人口到底有多少，中国政府提供的永远是一个暧昧的数字，社科院二○○九年《社会蓝皮书》公布城镇的经济活动人口失业率大约百分之九点四，已经高出政府数字的一倍以上。而在英国的经济学者胡少江说：「按照世界通用的统计口径，中国全国的真实失业率大约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间。」
十四个核心数据加在一起，也没有一个四万亿的投向更令人关注。经济学家陆磊着文《防止拉动内需中的体制复归》，他说：「第一，我们很容易因巨额政府投资而复归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消费不足仍将成为制约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问题；第二，为维持政府投资，税收仍将维持较高水平，既伤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又降低了私人部门投资的积极性；第三，为配合财政性投资，持续的大规模信贷投入将直接意味着产能进一步过剩和信用风险持续上升，一旦出现某种经济冲击，必然造成银行体系的较大损失，最终仍将落实为财政成本。」一月信贷发生井喷，高达百分之一点六万亿，二月又完成小一万亿，报告定的指标全年五万亿，两个月就完成一半，但是中小企业几乎没有从中获益，可见各级政府投资冲动有多么大。
四万亿将被特殊利益集团瓜分
社会学家孙立平说：「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应该是在长期的意义上。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一场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但又不同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实质上，中国的危机并不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危机过程。即使没有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引发，中国的这种生产过剩危机迟早也会发生。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如果这时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结构条件，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几乎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必然的伴生现象。」
政治学家陈子明说得更直白：「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是在新的形势下，全球一体化情况下的经济危机。中国是物品输出国，美国是输入国，美国那边出了问题，全球经济就循环不起来了。美国的问题出在消费环节，对消费的金融支撑方面出了体制性的问题，是过度消费造成的问题。有国家过度消费就必然有国家过度生产。本来美国过度消费，中国过度生产，从全球来说是平衡的；现在美国过度消费不下去了，我们过度生产就没有买家了。美国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危机不一样，这一点是最明显的。第二点，美国和中国还有一个时间差。美国是在信用制度、信贷制度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他们要解决这个全新的问题。而中国就像孙立平说的，与一九三○年代的美国情况类似，生产过剩问题没有解决。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差。」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目前四万亿元完全受政府控制，预示将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瓜分。政府部门还是习惯于把这些公共资金切割给各大国有企业去搞一些大项目。在这个过程中，项目规划缺乏科学论证，资金流向不透明，而且绝大部分还是投向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机场──新世纪所称的「铁公鸡」，投资收益下降。此次「保增长」的口号在两会喊得震天响。单纯保增长实际就是无效的增长，就是调整结构给增长让路，就是民生给GDP让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让国企跟国企抱成团，民营企业就被排除在外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甚至喊出：「这跟我们原来改革的方向是相悖的，只会倒下一批贪官。中国的改革进程可能要暂告一段落了。」
中国总理温家宝一个多月前，在英国接受《金融时报》独家专访时，大秀亚当?斯密，想表现为经济学的行家里手。在剑桥大学演讲时，他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批评：「不受管理的市场经济是注定行不通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势必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的不公，最终受到惩罚」。本来期望他在今年两会上，能真正露那么两刷子，给国人和世界带来些信心，没想到政府工作报告却无牌可亮，没有什么新内容，今年核心计划还是四万亿和「振兴十大产业」，被外电评为「力度不够」，「不足提振经济和信心」。温家宝在报告里称：「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从二○○五年起，温家宝年年将GDP指标定在八，今年保的还是八，比较「彭博社」日前公布的市场对美国二○○九年经济的平均预期是负百分之一点九，温家宝的报告是个不实在的报告，既有夸大其词，也有又藏又掖。
按照惯例，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部分对○八年的工作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尤其是「及时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 ○○四年五月，当代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访问中国，适值中国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此言对温家宝今天领导中国经济的水平仍旧一针见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两会前也尖锐批评：「宏观调控的概念自一九八五年的『巴山轮』会议上提出至今也二十多年了，但是我们还未完全认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区别，也没有有效区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这两种非常不同的职能。」钱颖一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根本原因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转型的本质「就是重新定位政府与个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其主旋律就是减少政府的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得以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潮流的体现，「一九七九年，几乎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各国也在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发达国家如此，在发展中国家也如此。近来，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研究，发现正是由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大大减少，使很多国家的经济活力大大增强。过去的三十年，正是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的三十年，是脱贫人口较多的三十年，也是创新活动较活跃的三十年。」
危机成因：政府长期不恰当干预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周为民驳斥了「危机是由缺乏政府调控、干预的市场造成的，是自由市场失灵的证明，并以此论证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须更加强化政府的干预而限制市场的作用。」他认为：「实际上，此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对市场长期实行不当干预的结果，是不恰当的政府调控、政府干预使市场运行被长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对这些后果所作出的强制平衡。人们不难看到，在次贷危机的源头美国，一方面，「宏观调控」长期、人为地维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两房」等机构和多种手段，以某种社会政策目标干预房地产市场。在这一类情况下，市场信号被长期歪曲，以致虚假繁荣的泡沫越吹越大，而信用透支的窟窿也越扯越大，终至不可收拾。 」
经济学家吴敬琏特别提醒：「在中国人们常常把宏观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混为一谈。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这不但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损害经济的活动，还会带来强化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泛滥等恶果。这是必须坚决制止的。」
刻意炒作「十四个核心数据」
官方传媒今年对温家宝的报告苦于无新牌可出，只能拿报告中的「十四个核心数据」作文章。当然最热的数据还是「保八」，与国际权威机构的预测相距甚远，他们的预测是百分之五至七点五。第二个热门数据是○九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九百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业与劳动力市场研究室主任张丽宾说：「就业政策的定性上，二○○九年的就业政策是『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并且要『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就意味着政府要在促进就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增加促进就业的投入。」张丽宾透露二○○九年预计全国总的从业人员为百分之七点八亿人。九百万数字是根据「我们测算的数值，GDP每增长百分之一，能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是六十五万个。」今年安排就业资金四百二十点二亿元，比二○○八年增加一百六十八点一二亿元，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七，还可以带动一部分就业。但是比较全国庞大的失业人口，解决九百万，只是杯水车薪。中国的失业人口到底有多少，中国政府提供的永远是一个暧昧的数字，社科院二○○九年《社会蓝皮书》公布城镇的经济活动人口失业率大约百分之九点四，已经高出政府数字的一倍以上。而在英国的经济学者胡少江说：「按照世界通用的统计口径，中国全国的真实失业率大约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间。」
十四个核心数据加在一起，也没有一个四万亿的投向更令人关注。经济学家陆磊着文《防止拉动内需中的体制复归》，他说：「第一，我们很容易因巨额政府投资而复归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消费不足仍将成为制约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问题；第二，为维持政府投资，税收仍将维持较高水平，既伤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又降低了私人部门投资的积极性；第三，为配合财政性投资，持续的大规模信贷投入将直接意味着产能进一步过剩和信用风险持续上升，一旦出现某种经济冲击，必然造成银行体系的较大损失，最终仍将落实为财政成本。」一月信贷发生井喷，高达百分之一点六万亿，二月又完成小一万亿，报告定的指标全年五万亿，两个月就完成一半，但是中小企业几乎没有从中获益，可见各级政府投资冲动有多么大。
四万亿将被特殊利益集团瓜分
社会学家孙立平说：「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应该是在长期的意义上。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一场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但又不同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实质上，中国的危机并不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危机过程。即使没有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引发，中国的这种生产过剩危机迟早也会发生。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如果这时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结构条件，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几乎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必然的伴生现象。」
政治学家陈子明说得更直白：「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是在新的形势下，全球一体化情况下的经济危机。中国是物品输出国，美国是输入国，美国那边出了问题，全球经济就循环不起来了。美国的问题出在消费环节，对消费的金融支撑方面出了体制性的问题，是过度消费造成的问题。有国家过度消费就必然有国家过度生产。本来美国过度消费，中国过度生产，从全球来说是平衡的；现在美国过度消费不下去了，我们过度生产就没有买家了。美国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危机不一样，这一点是最明显的。第二点，美国和中国还有一个时间差。美国是在信用制度、信贷制度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他们要解决这个全新的问题。而中国就像孙立平说的，与一九三○年代的美国情况类似，生产过剩问题没有解决。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差。」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目前四万亿元完全受政府控制，预示将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瓜分。政府部门还是习惯于把这些公共资金切割给各大国有企业去搞一些大项目。在这个过程中，项目规划缺乏科学论证，资金流向不透明，而且绝大部分还是投向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机场──新世纪所称的「铁公鸡」，投资收益下降。此次「保增长」的口号在两会喊得震天响。单纯保增长实际就是无效的增长，就是调整结构给增长让路，就是民生给GDP让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让国企跟国企抱成团，民营企业就被排除在外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甚至喊出：「这跟我们原来改革的方向是相悖的，只会倒下一批贪官。中国的改革进程可能要暂告一段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