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庆回归”灯饰展在网上劣评如潮，很多网民形容灯饰像“纸扎祭品”、“花圈”之类（见附图），意头不吉利。据某个“立法会议员”所说，这些灯饰由内地艺术家创作，成本约38万元，地区团体出资，不涉公帑。

灯饰是否“灵堂风”，我不予置评，但看着照片，只想起一两个月前有读者私讯问我：近年流传“寿桃”用于喜庆、“寿包”用于白事，相混则以为不祥，而昔日专栏作家王亭之还写过一个故事，指两者决不能混淆，故事似系虚构，“望冯翁闲暇可作考证”。

读者抄录了王亭之的文章，如下：

//当年有一军长在北园酒家为母亲摆寿酒，临末，上寿桃，一伙计失口说为“寿包”，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座上有人拔枪向天花板连射，说是当如烧爆仗以化解不祥。酒家主人当晚分文不收，还要翌日摆酒赔礼，兼为太夫人“添寿”。

这是民国初年的事，王亭之未及见，只是听家中长辈述说，俾知禁忌。而凡所参加寿筵，皆留意到人人称寿桃，乃知长辈所言之不虚。

可能因为四五十年代动乱频仍，香港的饮食业多外行人加入，于是茶楼酒馆的老规矩尽废，将寿桃称为寿包即是其一。//

北园酒家这故事，以我所知，仅见于王亭之笔下，别无文献记载，写法好像信口开河——如北园酒家创办于1928年，算不上是“民国初年”——我认为很可能是他杜撰的，不足为凭。至于“寿桃”和“寿包”的区分，则是另一个问题。

近年流传的说法是：寿桃呈桃状，刷上红色素，用于寿宴；寿包则是圆形包状，上面印有“寿”字，用于祭祀或白事，如解秽酒，有时又叫“平安包”。然而我小时候从未听过这样的区分，问五位跟我年纪相若或比我年长的朋友（都是土生土长香港人），都说不知道“寿桃、寿包”之别。我再问一位在广州长大的朋友，也说闻所未闻。

考诸中国旧小说（如《红楼梦》），古人生日宴吃的是叫“寿桃”无疑。至于“寿包”两字始于何时、是否仅用于白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网上翻查旧报纸，看到1988年香港《华侨日报》一则娱乐新闻，标题是“过廿二岁生日同事送寿包邓萃雯谈择偶条件要成熟有事业基础”。由此可见，在八十年代香港，“寿包用于白事”这个观念并未普及。报纸这个写法，跟我和朋友的语言经验一致——昔日香港人根本不会分得那么细。

然则这个区分，是王亭之或近年网民虚构出来的吗？也不是。我求教于新加坡出生的迈克，他答：“细个已听过。好多老规矩，可能上一辈南洋华侨更执着。”女猫奴（即内子）也告诉我，她小时候也听祖母说过，生日宴吃的是寿桃，不能叫“寿包”。

综合各人意见，大致的结论是“各处乡村各处例”。比我年长两三辈、来自某些地区的人，的确严格分开“寿桃”和“寿包”，但跟我差不多年代成长的香港人，一般没有这种禁忌，直到近廿年有人重提旧俗（如王亭之），港人才开始把这种区别当一回事，甚至像老学究般咬文嚼字。

为什么那个年代许多香港人不区分“寿包”、“寿桃”呢？我也问过林夕，他只知道“花圈”跟“花篮”不能混淆，但多年来也不知道“寿桃”有别于“寿包”。对于香港中文不够“纯正”，夕爷有一个理论：

“各处乡村各处例，有些地区百无禁忌，有些则非常执着。从前香港人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上海、广东、东南亚华侨，什么人都有，他们的语言互相碰撞，结果‘四败俱伤’，导致香港语言百花齐放，没有绝对正确的标准，自然不会细分什么寿包寿桃了。”

我很喜欢这个“四败俱伤论”。“四败俱伤”，听起来很糟，但比起什么都“一锤定音”，我认为好得多了。所以，要不要严格区分“寿包”和“寿桃”，你自己决定好了，我没有标准答案。

读者一个多月前问我这道问题，本该早点回复，但每天都有些更值得写的东西，便一直拖到今天——从某年开始，这天便再没有任何事发生了，以后有乜就留返七一先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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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