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互联网过滤和拦截系统“防火长城”（防火墙，GFW），对网路力量的控制在增强。（大.纪.元;合成图）

2025年6月27日，我在美国拨通母亲的电话，却发现异常：电话中持续出现回音，画面抖动，甚至突然关机——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母亲告诉我，只要和我视频通话，行动电话就会异常抖动或自动关机。她已不敢在微信中提及我，也早已停止转发任何敏感内容。

我在国内使用的行动电话也频繁无故关机、死机和重启，电量耗损异常快，甚至行动电话发热严重。拿回行动电话后，我还发现后盖有轻微撬动痕迹，显然被人私自拆过。这些异常现象让我怀疑，设备可能早已被植入了监听程序。不久前，陕西榆林子洲县的警察还曾上门“提醒”我母亲：“让你儿子在美国安心赚钱，别再发那些反共文章了。将来想回国，也好回得来。”这场所谓的“社区走访”，不过是披着合法外衣的政治威胁。

中共最惯用的打压方式，不是直接抓你，而是抓你的亲人。他们深知，身处海外的异议者虽然有了言论自由，但往往牵挂家人，于是便利用这种“软绑架”手段，让你在自由世界也无法安心发声。我深知这套手法的本质，因为我早已是受害者。

我在初中时便开始翻墙浏览海外网站，获取大量被封锁的资讯。那时年少无知，只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常在QQ空间吐槽中共官员的贪污腐败，表达对政府不作为的愤怒。在我看来，这只是情绪发泄，未曾意识到在中共眼中，这已经构成“政治错误”。

大一时，我因为这些历史言论被一名红色“线人”举报。辅导员找我谈话，话语中暗示我“损害了学校形象”，语气冷漠而带有威胁。随后，他强行让我前往太乙宫镇派出所。我问：“我犯了什么法？”他冷笑着说：“去了你就知道了。”那一刻，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与无力。

在派出所，我被关了一整个白天。两名警察轮番审讯，不许喝水、吃饭、上厕所，反复出示我曾发布的网路截图，追问资讯来源、传播路径和互动对象，逼我承认“反国家言论”。他们态度粗暴，威胁说：“不老实，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你。”最终，警察逼我签署认罪笔录，并写下“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发表“损害国家形象”的言论。

我的行动电话强行被他们没收了一整周，归还时除了系统异常、发热严重和通话回音，还出现电池耗电极快、系统启动画面变化的情况。我怀疑行动电话已被植入监听设备，而后盖上那道撬动痕迹，是他们留下的证据。

回到学校后，辅导员又要求我写检讨，并明确表示这份检讨将被放入我的学生档案袋。直到今天，那份检讨仍在，成为我被政治迫害的直接记录。之后，我成了红五毛学生围攻的目标，遭受孤立、羞辱与骚扰，老师对此保持沉默。我在恐惧与压抑中，度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时光。

直到来到美国，我才真正获得言论自由。我开始用实名在《大.纪.元;时报》等媒体发声，撰写揭露中共暴政、声援中国民主的文章；同时，也在私人推特账号上持续表达反共立场和支持异见人士。但我没想到，即便逃离了那个体制，它的黑手依然可以越洋而来，干扰我的生活，监听我和母亲的对话。

他们不是怕“谣言”，而是怕真相；不是在“维稳”，而是在封口。他们要让所有敢说真话的人付出代价，哪怕早已远离国境。

我写下这段经历，不只是控诉，更是见证。见证中共如何用技术、暴力与亲情控制人心；见证一个政权如何恐惧言论、残害正义。我不会沉默，因为我知道，每一次揭露，都是对极权最有力的反击。